子女虽然与其断绝关系,但他一如既往,热爱国家,忠实于人民

时间:2020-01-06 17:42:30   热度:37.1℃   作者:网络

原标题:子女虽然与其断绝关系,但他一如既往,热爱国家,忠实于人民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

然而顾准却死不暝目。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也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就是不来!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和配偶,都跟他们断绝关系。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朋友徐方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

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不是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

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

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要受罪。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了。

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捍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他共过事尤其是共患难过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了友情。顾准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失明的院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辗转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院,延得名医。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头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便,一手包下。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顾准真是“痛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距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可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后,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

在绝望和黑暗中,依然有人站在了好人一边。太阳落下去的样子,既像夕阳,又像日出。只要顾老先生的精神不死,那明天的太阳肯定还会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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