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看“爽文”让我们放弃自我和放弃思考

时间:2020-01-09 12:08:16   热度:37.1℃   作者:网络

原标题:杨庆祥:看“爽文”让我们放弃自我和放弃思考

撰文丨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1月5日下午,作家费滢携新书《东课楼经变》做客单向空间,与当代青年批评家杨庆祥和十点读书副总裁姚文坛,以“写作如挥剑”为题,畅谈青年、写作与时代。

1月5日下午,作家费滢携新书《东课楼经变》做客单向空间(大悦城店),与当代青年批评家杨庆祥和十点读书副总裁姚文坛畅谈青年、写作与时代。从左到右依次为姚文坛、费滢、杨庆祥。

“费滢具有我觉得最理想的小说配方”

活动现场,费滢从为什么开始写小说谈起,现场讲述了背后的故事,当时她和朋友一起做了一本文学杂志《阅读骀荡志》,因为没有钱,就希望可以获文学奖,把奖金拿出来办杂志。费滢也自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杨庆祥注意到费滢的《东课楼经变》封面上有一句话,“月亮旁边飞个星星,我便是那个放星人”,他认为这句话特别吸引自己。就在元旦的时候,网上推出了一款小游戏,可以用AI写诗,杨庆祥也定制了一首,其中有两句特别吸引自己,“我孤身坠入地球,收不到群星的来信。”这令他感到十分惊讶。灵知派中也有许多理论涉及星系、地球、宇宙结构,乃至人怎么逃离地球等问题,杨庆祥认为,星星是很关键的载体。虽然作为八零后,自己已经不再是少年,但《东课楼经变》写得却是中学生的故事,杨庆祥很喜欢里边的少年情怀,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期——虽然与费滢的中学时期完全不同。

费滢,本名费滢滢,女,1986年生于江苏。历史系学生,法国索邦大学毕业,高等社会科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硕士,博士在读。她是朱天文、朱天心眼里的“小阿城”,曾斩获台湾台积电中篇小说奖首奖、联合报文学短篇小说奖大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等。

杨庆祥认为,《东课楼经变》是一部非常耐读的小说,里边的用词、句子和情绪,都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所创作的题材完全不同,从感觉上更加接近台湾的风格。杨庆祥认为,大陆写少年题材的一般是两个路数:男作家基本上是写自己非常爆棚的力比多——怎么样追女生,追不到就打架,有暴力、叛逆在里面;如果是女生,就是三毛或者是琼瑶的辩题,港台通俗文学的辩题。而费滢的创作跟这两种风格都不一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梳理感,“她是不停在寻找去路的少年,好像已经被时光囚禁了,这个时间在小说里面不是走的。”

而费滢曾对此解释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孤独状态,那个微妙时期,你刚刚有正式的、刻骨的记忆,你和世界的联系正在无可奈何地变得更紧密,你看到身边的人,觉得自己好不一样,但可悲的是,你和他们一样。然后,世界在蜕变,建筑被拆毁,懵懂时期也快闪而过,记忆像洗牌,每次出来的顺序都不一样。你站在一个并不坚固的世界之上,第一次感到时间的威力,那时候,在想什么?在想你在这世间的位置吗?或者第一次认知自己?”这个微妙的阶段正是此篇小说的目标。

东课楼是一个教学楼,写得是哪个地方?是南京。时间凝滞在这个地方,变得不动了,而里边的少年在不停地走,不停地找出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时光机器,更好的安置自己,在杨庆祥看来,这是少年时代最强大也最强烈的一种欲望。

杨庆祥说,在费滢的书中,很难找到其中的谱系。在费滢的作品中有一种变形,可以理解为一点点现实,加上一点点虚构。在杨庆祥看来,这是非常好的小说配方。正如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的一样,“费滢具有我觉得最理想的小说配方,我不知她如何办到的,她年纪还小海盟(台湾青年作家谢海盟)一个月,却有双比我老灵魂的眼洞察世事。”

人生经验需要沉淀一段时间使用

杨庆祥说,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特别短暂的浪漫主义时代,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很遗憾的是这两次浪漫主义时代都没有持续太久。但生命意志的形变,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具有张力,比如莫言作品中“语言的狂欢”,但在费滢这里,生命的意志又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

杨庆祥以书中的短篇《朝天宫》为例,这里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玩古董、玩收藏就是没有用,人一辈子就要用这种无用来把自己虚度掉,时间就是用来虚度的。时间还会坍塌,时间坍塌为一个零,这种生命意志跟莫言,跟余华的生命意志完全不一样。杨庆祥认为,每一代作者都好像病人一样,写出来的东西都有着这一代人的症候。

《东课楼经变》,费滢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其中收入《东课楼经变》《佛说Naga救疾》《朝天宫》和《鸟》)

姚文坛认为,这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绝望。作为一个读者,她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费滢会选择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回到她的十几岁,开始追问,重新来认识自己?

费滢对此进行了回应,为什么写《东课楼经变》?其实她所有的小说都跟论文研究有关。费滢学的是佛教文献学,对变文特别感兴趣,但现代学者对变文并没有准确的定义,所谓里面的“变”是印度的一个词根,有变现,有变相,把文本的内容,重新栩栩如生地放置在大家眼前,这是一种神变。费滢对于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希望写一个类似于变文的小说,把自己记忆中的结构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费滢并没有有意识地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谱系选择自己的位置。

费滢说,《东课楼经变》中虚构的地方并不是很多,比如《朝天宫》、《佛说Naga救疾》都是出于个人的经验,把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放在上面,她始终在思考时间、空间、记忆的问题,而这是出于历史专业的习惯。

在写小说的时候,自己的人生经验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费滢认为,人生经验需要沉淀一段时间使用,她没有办法写当下的事情,没有那么足够强力的批判能力去进行现实主义批判,她只能去写那些十年前已经沉淀,已经被记忆篡改,已经陌生化的东西,包括她写南京,也是全然陌生化之后再去写,“当时我已经离开南京很久了,我一直生活在巴黎,所以我才可以去写它。”

费滢曾经跟朋友讨论过乡愁,她认为,离开了就永远不可能回去到那个点,所以才会有乡愁,才会从遥远的距离,去追寻那个东西,才有资格有能力去修改它。从这个角度来讲,费滢回避当下,而选择去处理那些她可以处理的东西。

看“爽文”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放弃自我

一座城市,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南京出过许多作家,在姚文坛看来,作家和城市的关系非常微妙。杨庆祥说,南京离自己的家乡很近,但费滢在成年时就已经离开南京去往法国,而自己一直在北京读书、工作,他们之间的区别不仅是地域,还有文化理想或者说所谓的价值观。但在另一方面,杨庆祥也表示,“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或者文化理想就是做一个世界共鸣。并不是特别想把地域的符号挂在我们身上。”

因为工作的关系,杨庆祥与年纪大的作家接触特别多,比如莫言、刘震云等,身上都有着地域观念,有老乡的观念,这一点和他有很大不同,在当下,地域已经成为一个不太重要的概念。对应到费滢的作品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在《东课楼经变》中,地域的概念非常模糊。东课楼只是小说里边的一个配置,就好像小说是费滢人生中的一个配置一样。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命意志最独特的地方——不是强烈地要寻找什么东西向世界证明自己,而是一种无可无不可,若即若离的关系,“越年轻的作家,他的状态越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现在“80后”或者“90后”的年轻作家是为了得奖而去写作吗?杨庆祥表示这个问题过于尖锐。费滢的作品曾斩获台湾台积电中篇小说奖首奖,这样的作品也可以在大陆范围内得奖吗?杨庆祥认为这取决于评委是谁。现在文学已经变成了熟练工,有所谓的职业作家。路内曾经写了《慈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语说这是一部向余华致敬的作品,但杨庆祥认为这样没有意义,因为文学就是文艺的原创,如果余华像莫言,那就没有意义了。

台湾作家、编剧朱天文阅读《东课楼经变》读了很久,因为这部作品很不好读。和《延禧攻略》等网剧不同,杨庆祥认为,《东课楼经变》是一部反“爽文”的作品,有一道一道的壕沟,强迫读者停下来,知道自己的存在。杨庆祥说,“爽文”则恰恰相反,看“爽文”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放弃自我,人不愿意思考,要面对自己特别困难。

台湾作家、编剧朱天文。

为什么会用“写作如挥剑”这样一个主题?写作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出来?事实上,“动笔就是挥剑,那一剑要直指少年心”,是费滢在2017年获得台湾台积电文学奖之后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费滢说,写作者需要有写作者的自觉,要反对什么,要写出什么样的问题,想做什么样的实验,需要有一定的决断能力和一定的坚定意志。因此她在《佛说Naga救疾》里说,你想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你想挥出什么样的剑。

杨庆祥说,他曾听费滢说《朝天宫》其实是一个建筑的布局,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排兵布阵:谁放在哪个位置,哪个人先出场。杨庆祥说,写作学和君子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里面一直有剑的文化,写书法的人知道笔锋都是兵器,中国书法里面有很多暴力的东西。包括中国传统的小说里面也跟剑很有关系。中国古代人对文人的想象,不是我们今天想的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那是后来被阉割以后的想象,早期对中国文人的想象都是要佩剑的,左手执笔,右手执剑,孔夫子也是佩剑的。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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