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戛納電影節上，主席昆汀高調贊美瞭好萊塢的造星機制和工業化運作，同為評委會成員的蒂爾達-斯文頓立刻反唇相譏，“我知道你在談論產業化的電影，但世界上不可能隻有這一種電影。”

　　也正是在這幾年，好萊塢的觀眾們開始頻頻接觸蒂爾達-斯文頓這個名字。她在《康斯坦丁》裡的大天使造型實在太驚艷，非男非女，迷人帥氣。她還演出瞭《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和衣櫥》中的白女巫，也是迪斯尼這部裡唯一一個能撐住整部戲的角色。

　　以上，論陣容、論投資，部部都是超級大制作。蒂爾達-斯文頓，獨立電影界標竿一樣的重量級人物，也要去好萊塢搏一把名利？當然不可能。

　　貴族出身的蒂爾達根本不需名利，“我不是非拍這些電影不可。我的生活很富裕，我沒有任何職業規劃。事實上，我沒有職業，我隻有生活。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我並不需要在好萊塢大制作的片場上待上兩個月，除非我和導演很談得來。”

　　“人們總是問我為什麼選擇這個角色，這個問題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我沒有選擇角色，我選擇的是導演。”

　　她與弗朗西斯-勞倫斯很談得來，後者第一次導演電影，請她加入，隻不過那部片子剛好是有2億5千萬投資的《康斯坦丁》。而好友安德魯-亞當森第一次執導真人出演的長片，正巧是迪斯尼斥巨資的《納尼亞傳奇》。

　　蒂爾達認為自己像個間諜，體驗瞭一把好萊塢是如何運轉的——每一個微小變化都可能燒掉幾十萬幾百萬的資金。至於創作人員之間的熱烈討論，算瞭吧，這隻會把影片預算引到更加不可控制的地步。

　　就以蒂爾達自己為例，開始，迪斯尼堅持要把女巫打造成美女，這樣小朋友們更容易接受。蒂爾達耐心討價還價，“女巫會是個美女，關鍵是不要化妝。她畢竟是白女巫，她的臉上應該沒有任何顏色。”終於，迪斯尼明白瞭蒂爾達的意思——她想讓自己看起來更嚇人一點。“哪怕以後孩子們看到我就嚇得往後退，我也沒問題。”

　　扮演白女巫讓蒂爾達更加堅信自己一直以來的想法——她不是一個適應電影產業化的演員。“對我而言重要的事情，是和其他充滿探索精神的人們打成一片。”顯然，在投資寥寥的獨立電影片場，這件事要容易得多。“我對僅僅扮演一個角色興趣不大。我對電影這個概念更感興趣。”

　　作為演員，蒂爾達-斯文頓的履歷上已有50部影片，這其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小成本的獨立制作，而這其中最開始的那部分，屬於1994年因艾滋病去世的德裡克-賈曼——著名的藝術傢、導演、同性戀權利活動傢。

　　1983年，蒂爾達從劍橋社會學專業畢業之後，到英國皇傢莎士比亞劇團演過一段時間舞臺劇，就在她已經開始厭倦舞臺的時候，碰到瞭賈曼。

　　德裡克-賈曼選擇她參演《卡拉瓦喬》，最初是因為她和卡拉瓦喬畫中的女性神似。“我不太知道原因。我們真的喜歡彼此。也許隻是因為：我們是朋友，並且我看起來像油畫裡的女人。這就夠瞭。”

　　蒂爾達紅發碧眼，修鼻薄唇，膚色雪白，恐怕是英國影壇古裝扮相最出色的演員。“我確實長得像油畫裡的古代婦女，但我的氣質恐怕不像。完全不像。”

　　她身高1米79，修長挺拔，吐字清晰果斷，不難猜出其軍人傢庭出身。她隨心所欲，隻與喜歡的人待在一起，從1986到1994，參與瞭賈曼生前最後八部電影，皆以英國歷史與同性戀情作為主題。“他發現瞭一條不與大公司合作也能拍電影的路……通過他，我知道我可以遠離工業化。”

　　“我的生活和父母那輩的不同，但我確實覺得自己也像一個戰士。把那些電影拍出來需要付出艱苦努力。我們大約花瞭五年時間給《奧蘭多》找投資方。”

　　奧蘭多，蒙伊麗莎白女皇賜福“不凋萎，不老去”，轉換性別，在不同時空不同時代穿梭，400多年容顏無損，最後成為20世紀的獨立女性，帶著女兒回到瞭400年自己曾經的府邸。伍爾芙的原著問世於1928年，這部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比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早瞭將近半個世紀。而時而男性，時而女性的奧蘭多，簡直是為蒂爾達-斯文頓貼身剪裁的角色。

　　邁克-米爾斯導演《吮拇指的人》也用瞭兩年時間遊說各方。“許多人告訴米爾斯，他失去理智瞭。我喜愛這種與現實社會的錯位感。”這次，蒂爾達除瞭扮演那個生活單調的母親之外，還是這部影片的聯合制片人，“其實我做的事情和以前沒什麼不同，就是多瞭個頭銜。可能他們覺得我為這部電影奔走夠久的瞭，所以就把我的名字掛瞭上去。”

　　蒂爾達之前拍攝的那些電影，她也在做著同樣的事，到處奔走，尋求投資。“我有個兄弟是軍人，我問他為什麼去軍隊，他給出的原因和我愛拍電影的原因一樣：同袍同澤之情。”

　　“如果不是賈曼，我不會投身電影，因為是他把我打造成瞭電影人。……他需要我們充滿活力、感知敏銳、並負起責任。”

　　賈曼在他的日記裡也提過，“……用我自己獨特的方式，我愛著Keith(他的伴侶)和蒂爾達。愛可能不是一個正確的詞。也許是一種同袍同澤之情，一種更似戰友的情誼。朋友，與搭檔。”

　　蒂爾達-斯文頓本來可以生活得很輕松，她傢境富裕，品味一流，高朋滿座。某天在時裝秀後臺遇到維克托和羅夫，從此成為朋友。“他們不停問我想穿什麼。有一次，我在做園藝，我告訴他們我想要一些有襯墊的褲子。他們下一個系列就設計的這個。”

　　“大體上，時裝界，人們在找新事物。而在電影界，新的事物需要五年時間才能被接受，到瞭那時候，也就不再成其為新事物瞭。時裝對我來說，像是課間甜點，讓人頭腦輕松。然後我再回到艱苦戰鬥中去，為一些沒有人願意投資的電影而努力。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藝術傢的生活，是一種使命，而不是工作。”

　　蒂爾達-斯文頓理想主義的電影生涯可算。各種角色均得心應手：《海灘》裡的女領袖、《年輕的亞當》中船夫的妻子、《情迷畫色》裡在酒吧工作的潑辣女郎、《黑色芳心》裡搖擺不定的女律師、《暗夜搖籃曲》中一心想保護同性戀兒子的母親……

　　演戲對她來說太容易。“你總是在扮演自己，不管你在做什麼，都是在書寫自己的傳記。表演就像一個多棱鏡，折射你身上某些真實的東西，至少是某些可以宣泄的東西。因為你最不想要的，就是讓觀眾們看出你是在演戲。”

　　她也與風格迥異的導演們合作過：貝拉-塔爾的《倫敦來的人》、吉姆-賈木許的《破碎之花》、斯派克-瓊斯的《改編劇本》……還有無數個可以寫入電影史冊的名字。

　　1960年11月5日出生於倫敦的蒂爾達，其傢族歷史可追溯到公元900年。父親約翰-斯文頓爵士，曾任女皇禁衛軍的指揮官，她和三個兄弟都被送到貴族寄宿學校。而寄宿學校的女生，她們的未來就是嫁入皇室。這反而迫使蒂爾達進入劍橋學習。“如果我上的是一個更註重學生學業的中學，我想自己可能會申請藝術類學院。因為那樣一來，我就沒必要證明自己有學習天分瞭。”

　　而她的童年時代，也沒看過多少電影。孤單的、仿佛沒有盡頭的暑假時光裡，蒂爾達每天都會騎很長時間的馬，在她腦海裡，攝影機正在轉動，“我的馬穿過後院的鵝卵石路，走到大道上的那一刻，我總是說，‘Action’，然後我就像進入瞭一部電影。”

　　“我小時候，覺得自己是個低能兒，與我到達的這個星球格格不入。我不理解這個世界，那種隔離感充斥瞭我的青年時代。”

　　而現在，蒂爾達安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她與作傢John Byrne結婚，現年9歲的雙胞胎Xavier和Honor在蘇格蘭北部與父親一起生活。

　　上大學前蒂爾達寫過詩，還去非洲擔任瞭一年的志願者幫助那裡的兒童。最近，蒂爾達也在開始創作短篇小說。“事實上我的真正目標不是演戲，我其實是個作傢，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寫作，然後我開始演戲。如果我停止演戲——不演戲實在太容易瞭，演戲本身幾乎無法吸引我。”

　　1995年，德裡克-賈曼去世後的第一年，蒂爾達-斯文頓在倫敦Serpentine Gallery表演行為藝術，她躺在一個大型的玻璃盒子裡睡覺，一天8小時。那個藝術作品掛瞭個牌子，叫“The Maybe”。

　　“我不為未來工作，我不想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我不需要任何保證。”也許，“也許”已經足夠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