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医学院,与中国的“超级大学”

时间:2019-10-28 18:09:45   热度:37.1℃   作者:网络

原标题:“消失”的医学院,与中国的“超级大学”

原创: 孙珩 青塔

在中国,想学最好的医科,可能得去综合性大学。

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一级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评估结果为A+的共有2所高校——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级学科“石油与天然气工程”,3所高校获评A+——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西南石油大学;

而一级学科“临床医学”获评A类学科的10所高校中,却仅有北京协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2所医科大学上榜,其余高校全部为综合类大学。

同为行业特色类高校,医科大学的“看家本领”怎么还拼不过综合类大学?

90年代末,当千禧年即将来临,大部分医学院校都面临着一个办学生涯中的最重大抉择。

在这次抉择中,包括原卫生部直属11所高校中的9所,以及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在内的近80所医科大学,都进行了合并。

而今天能够代表中国最强医学实力的高校的背后,正是他们的身影。

▎合并or不合并

好端端的大学,为什么要合并?

在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巨大转变,但中国高校的管理体制,仍旧停留在国家集中计划阶段:大多为行业、部门分别办学并直接管理。

以医学院校为例,原有体制下,国家有国家的医科大学——卫生部直属高校,省里有省里的医科大学,市里还有市里的医学院或医学专科院校。

不仅如此,各个产业部门又另设有自己的医学院校,如冶金系统设有冶金医学院,煤炭系统设有煤炭医学院,石油系统设有石油医学院,林林总总、条块分割,良莠不齐。

这一方面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与医学院校培养目标的精英倾向相矛盾。

另一方面,各医科院校自己也面临诸多办学的难处。

只有学校真正的当家人,才知柴米贵。医学教育必须要有临床培训,且不能一蹴而就。实践性倾向和较长的培养周期,决定了它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

而各级各类医学院校往往面临着学科狭窄,形式单一,经费短缺等限制,在资源与人才培养上都十分受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90年代开始的合并浪潮中,医学院校的合并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80年代末,一些地方医科院校冒着风险首先进行了合并的尝试。

1992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发表,大学合并的序幕正式拉开。在随后的5年间,中国约合并高校70余次,15所医学院校被合并。

1998年,“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的指导下,1998-2000这三年间,全国就完成涉及医学院校的合并23次。

世纪之交,由于卫生部不再直接管理高校,医科大学的“国家队”,原卫生部直属11所医科类院校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与当地综合性大学合并,或者将管理权下放至地方,成为地方高校。

于是,原卫生部直属的11所高校中,有8所医科大学在2000年完成了合并,1所在这一年被划归地方管理。

2001年,中山医科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划为中山大学医学院;2006年,教育部批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清华大学合作办学。

至此,医科大学的合并浪潮基本结束,被合并的医科大学近80所,9所原部属医科高校,及一批虽为地方高校,但同样实力强劲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医学院校一起,被并入综合类院校,不再独立办学。

▎“分权”与“集权”

在许多人看来,诸如原同济医科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这样的“联姻”可以被称作强强联合,两不辱没。

而事实上,从学校的实际发展角度,合并后的医学院也的确获得了更充沛的资源,这显然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上级部门的投入也有明显的增多,教职员工的收入福利等都有实质性提高。

但这种“珠联璧合”的背后,高校却仍在经历合并后的“阵痛”。

教育部《高教管理工作动态》中提到:“关于合并后的管理体制,大家一致认同实质性合并的原则”。

所谓“实质性合并”,就是指一个班子、一套机构、一套制度、一个财务、一个发展规划。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教务处、一个团委,更不能有两个专业类似的院系存在。

且不论两所拥有独立历史、平行发展的高校在合并后如何获得文化上的认同,医学有自己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规律。强行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打乱原有体系,进行全新的重组,把权力集中起来的“实质性”合并,是否真的好于“松散型”的联合?

于是,合并后的医科大学怎么管,成了个棘手的问题。

一些学校通过分权管理模式,给医学院(学部)留出了较大的自主权。

如一些大学在与医科大学合并后,医科大学原有各专业学院和管理机构多数保留,与学校校本部的管理服务机构设置基本平行。

这种管理模式下,医学部既是学校总体的一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

人、财、物等管理权力被统统下放到医学院(学部),校级管理机构只负责学校战略导向、发展规划、校园建设以及制定统一政策,同时负责指导、考核、协调等工作。

另外一些高校为了更好地利用和配置资源,提高效率,选择对医学部进行集权管理。

在这种模式下,原医科大学的绝大多数学院、系被分解,重组或调整到其他学院。原医科大学绝大多数管理机构也被撤销,原有的管理职能集中到校一级,而医学院只设有教学、科研办公室。

这使得人、财、物,教学科研和管理权力大多收归至学校统一整合,医学院的教学、科研、人事、外交等权限被大大削弱。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医学院设置党政办公室,下设各职能部门的派驻机构:人事办、教育办、科研办等,同时设立院务委员会,整个医学院既是学校总体的一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

这种模式下,医学院的决策机构被撤销,回收到校级。而医学院同时保留着相应的执行机构。

他们负责医学院教学、科研、人事、学生管理等具体事务而没有决策权。但可以依据学校的大政方针,就医学院教学、科研的管理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消失”的母校

高校合并潮至今已经近20年了,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医科大学虽然不再独立办学,但它们并没有因为合并而被埋没。这无疑是一件最值得庆幸的事。

与北京大学合并后,北京医科大学有机会直接从北大相关学科的发展中吸收养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局面得以显现,为医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创造了条件。

合并后,北大医学部相关重点学科由 9 个增加到22个( 二级学科) 。其中生物学一级学科更成为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典型例证。

在 1988 年的国家重点学科名单中,原同济医科大学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到 2007 年,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领域的国家重点学科达到 13 个,其中生物医学工程作为一级国家重点学科被批准,获批的二级重点学科也达到12 个,其中的生物物理学更是医学与其他学科门类交叉融合的产物 。

2007年1月6日,随着一声巨响,原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在使用13年后倒下了,原浙江医科大学校址湖滨校区成为历史。

但浙江大学医学院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

合并后,浙江大学医学院科研经费不断跃增,发表SCI收录论文数也跃居全国医学院校前列。目前,浙江大学医学院拥有国家重点学科4个,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科技发明奖19项,其中包含1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的主页上,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前身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与上交的前身南洋公学在同一年诞生,一直是2条完全平行的线,直到2005年第一次相交,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自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05年合并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两届两院院士增选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共产生4名医学领域院士。

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中,上海交通大学获批医学类项目631项,居全国榜首。医学类项目数占全校获批项目总数的比例超过50%。

大学合并中,一批学校或者为了谋发展,或者为了不掉队,用学校百年文化积淀换来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而最大的受益者还不仅仅是他们。

从近10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情况上看,医学类项目往往拥有着极高的占比。

近10年,自科基金医学类项目数,在复旦大学约占总项目数的53.12%;在四川大学约占44.49%;在中山大学约占52.34%;在中南大学约占49.53%;在上海交通大学约占50.97%。

这样庞大的经费数额和飞速的发展,不仅仅来自于合并后的交叉、融合、统一管理,还来源于曾经的上海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湖南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等等高校。

这是一批人只能存在于记忆中的母校,它们与那些今天被人们记住的名字一起,共同成就了中国日渐强盛的“超级大学”。

原标题:《“消失”的母校,与中国的“超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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