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扬：戈德曼对中国的认识本可以更深刻，但可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上周，《观方翻译》的最新作品——瑞士《世界周报》10月16日对美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乐评人大卫·保罗·戈德曼的采访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和议论。译者Kris介绍说，戈德曼是香港英语媒体《亚洲时报》的联合拥有者，时常以“斯宾格勒”为笔名对西方危机大声疾呼（其笔名取自《西方的没落》的作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译者翻译此文意在呈现一个有意思的视角，展现一个聪明、体面的对手如何看待中国。

在如何看待中国这方面，戈德曼算是个聪明人，此篇采访中他谈到了中美贸易战、华为公司、5G和量子通信，还涉及到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体制、中国的战略和军事能力，也讲了中国的弱点和问题，观点不俗。

戈德曼也的确称得上是个“体面的对手”，他的一些断言，诸如“他们（中国人）想让所有人向中华帝国交租。”（They want to have everybody in the world pay rent to the Chinese Empire.）、“中共就是中国古代官吏体制的化身，而中国自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以来一直接受这套体制的统治。”（I see the Communist Party as simply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the Mandarin administrative cast which has ruled China since it was unified in the third century BC.）之类，正确与否另说，至少不是平庸的观察家能够说出来的。

但是也仅此而已。再聪明、再体面，戈德曼也还是“西媒中人”，现实是：在西媒中大受欢迎的评论家，不太可能同时也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两个角色在根本上互斥，个中原因就不必说了。

所以，戈德曼此番言论，最多也就是说对了一部分，而另有很多地方还是完全说错了。

在中国体制问题上的对与错

与大多数毫无历史感、不懂何为大国、随意针对中国评头品足的西媒评论家们有所不同，戈德曼懂得“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断裂和突变。这是他最正确的地方。所以他会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邪恶的政府压迫着善良的人民。无论是通过什么阅读途径，他形成了“三千年来，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一直在相互塑造”这个认识。而通过这个认识，他至少是触摸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独特的“家-国-天下”这一观念结构，也应该因此而能意识到在西方文明中没有这个结构，当然也就没有发生过政府与人民相互塑造的类似演进历史。

按说，从这里出发他应该得出更深刻一些的认识，例如中国一旦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目标一致、上下同心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再例如中国一旦将世界重新视为天下而不是列国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全球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显然不具备这种思想穿透能力，狭隘的西方中心论立场让他在接近真理之前又屡屡落入谬误的泥潭。

例如下面这段话即充满了逻辑混乱和认知错误：

事实上，西方最接近中国体制的机构是西西里黑手党。它里面得有个capo di tutti capi（头领中的头领），只要有他坐镇小头目们就不会自相残杀。他们自相残杀，因为他们是天然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政府。他们忠于家族。所以皇帝是一种必要的恶。民主体制里面最根本的东西是公共信任和个体行事优先（subsidiarity）原则，而中国人对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

戈德曼不明白，西方人自以为是的所谓“公共信任和个体行事优先原则”（public trust and subsidiarity），放在中国政治哲学当中，只能归类在先秦时期的“城邦政治”范畴之内，属于一种只在很小的自主政体、很特殊的市民群体当中流行的正统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并不是他所认为的“中国人对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事实上这些概念对于中国人是完全过时的。从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从领土国家再到天下国家，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五百年，中国人就已经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国家兼并完成了这些主要的文明演化。

戈德曼不大可能熟读中国从西周到秦汉的这段历史，所以不大可能明白从城邦政治到天下政治这之间的跨越需要解决多少重大问题。他以西方文明为标准轻率地认为中国人“没有那种奥古斯丁式的共同的爱”、“没有亚里士多德那种政治友谊的概念”，同时又认为中国体制类似于西西里的黑手党，中国社会具有意大利南部“非道德的家庭主义”（amoral familism）。这听起来很荒诞，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拿来用于衡量中国的这些西方概念，起源地竟没能超出地中海北岸几个小城邦的历史和地理范围，对应到中国，大概只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齐、鲁、卫、宋这几个老贵族诸侯国的时期。

中国历史的演进具有迭代性，城邦国家的贵族政治自秦汉之后就基本让位于天下政治了，先秦时期的中国即使出现过的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类似的“西方概念”，也很快就大浪淘沙，在新的现实政治中失去其历史借鉴意义了。公元前719年，姬姓贵族国家卫国发生了一起政变，国人群起共同拒绝弑君自立的新君（州吁收聚卫亡人袭杀桓公，自立为卫君），另行拥戴国人接受的王位继承人（迎桓公弟晋于邢而立之，是为宣公）。

按古希腊的政治理论，这算得上是一次“古典民主”的政治实践了，比公元前510年雅典人大起义推翻僭主喜帕恰斯兄弟还要早两个世纪。然而，关于古希腊民主的古今真假文献汗牛充栋，而关于卫国民主的历史记录却未能传世，关于当时的卫国人是如何集体协商、形成共识并最终采取政变行动的，没见到较为完整的历史文献。原因方方面面，但有一点需要认识到：这种局限于小国寡民的政治实践，随着大型领土国家的出现很快便过时了，各国的史官们都开始心怀天下，没兴趣再记录这些“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