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宗城：今天的世界更复杂，对写作者要求更高|文学自由谈

文/宗城

来源：野草（微信公众号）

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文学院学生：他们熟读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对韦勒克、E·M·福斯特的理论烂熟于心；他们习惯于写作《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书写》《九零后的后青春叙事》这样的题目，对“情怀”、“伤痕”、“寻根”、“元小说”心有戚戚。他们的书桌上，想必有钱理群、温儒敏、洪子诚的文学史著作，每个月还要绞尽脑汁，写一篇某作家的创作论。但是，你如果问他们文学之外的话题，他们大多一知半解甚至漠不关心，对马克思的理解局限于剥削和无产阶级运动；对女权主义的认识停留在波伏娃和伍尔夫；对当下世界的动荡，他们很少亲自介入，对学院以外的纠纷，他们两耳不闻。被规范化生产的文学院学生，对文学圈秩序充满体认，汲汲于发表的途径，过早学会了论文腔，也懂得自我审查。他们聪明、懂事，也极其保守、妥协。我们的文学史，往往由年老后的他们书写。

文学史和诸多评论家、文学刊物的执掌者从学院里挑选，他们看重纯文学，却很少告诉我们什么是纯文学，为什么有些作品就是纯文学，有些就不是；为什么有的人一出道就被刻上通俗作家、流行作家的烙印，而有的人被包装成严肃之子。他们承担着筛选文学作品的责任，但是，他们究竟认真读了多少作品，变得非常可疑。我曾经接触过一些评论家和评审，坦白说，他们很少读网络文学，也不关心漫画、流行乐、同人。对于这些领域的作品，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不算文学，但如果是发表在传统文学思考，尤其是有名人推荐的作品，他们就会做出庄重的评价。这几年，他们号召关注“九〇后”，甚至“〇〇后”，但他们圈定的范围，仍然多是权威期刊的作者，或者有名师推荐的学生，至于其他领域的作者，都被忽视。这固然有精力有限的原因，但是，文学场域的话语权和运作模式，在其中发挥了一种惯性作用。

我们在一个更快的时代，社会的发展比起两次工业革命时期，看似放缓了，但在一些领域，仍然有加速的迹象。比如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对基因编辑的尝试，克隆技术、监控技术、支付的全面网络化，乃至我们的生活和隐私，都在互联网时代面临新的考验。技术革命刺激人们的心灵，我们所感受到的孤独、疏离、空心化等情绪，用社会流行语叫做“丧”“佛系”，都不只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和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所以，作者们如果要反映人心，要写出独特性，就需要了解这个变动的时代。他们不必细致入微地懂得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如何实现，但至少，他们可以稍微知道这件事情，明白新事物的基本运作。

另一方面，作者和评论家要关心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公共议题。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热衷向大众言说的时代，那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思想专业化、区隔化开始，以2008年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式微为标志，知识分子和大众间的距离拉大，文学术士们对公共议题的热情也开始下滑。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八十年代，大部分学人都可以用很通俗的话讲道理，也就是“说人话”；但如今，如果你邀请学人面对公共议题撰稿，他们交的稿子非常“学院腔”，充满了学术词汇和行业黑话。

这种“学院腔”也影响着文学术士：青年作家们模仿权威文学期刊的口吻写小说；评论家们模仿学院名人，大段大段掉书袋。文学淡出公共记忆，不仅仅是审查和资本干预的问题，和“腔调”的变化息息相关。简而言之：在所谓的纯文学领域，文学术士面对大众的欲望十分淡薄，他们的预设读者是同代作家和权威编辑、评论家，用的腔调自然迎合后者的口味。

当我们深究“腔调”为何改变。学科细化、圈子化、学院对文学术士的收编是内在原因。今天在权威文学期刊有话语权的作者，大多和学院、名师有密切关系。当网络文学领域，各行各业的人一起竞争，传统文学领域，也就是圈内常说的纯文学领域，被学院及一系列党办文学机构把持，占据了大量的版面。作者为了发表，就会迎合他们的腔调，渐渐融入这个“文学共同体”，但它并不是自由的。

当文学术士变乖了，他们的创作就钝了。文学是冒犯的。格非说：“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是对我们日常生活、日常经验的一种巨大冒犯。现在的文学不冒犯你，而是在迎合你，把你当成上帝在迎合你。这个冒犯性的东西，我把它称之为毒性，好的文学一定是有毒性的。”

十九世纪那批作家，他们写小说多么生机勃勃，多么有人味儿。这种感觉在西方现代学院规范普及和中国官僚管理混合后的今天，变得很稀缺。它背后的原因很多，学院和圈子固化对作者的影响，可能是一个。因为中国现在大部分作家，都被打包在学院或者学院式机构里。

有时候，纯粹文学领域的训练，能为作者打下坚实的功底，但如果沉浸久了，就陷入一种视野的局限。小说是共情的艺术，它其实很强调作者对不同人群的感知能力，不是居高临下的分析，而是他真正理解那些生活，描绘出他所不曾经历的人生的质感。学院深造可以提高技术、提高作者对文学史、理论、写作套路、写作生产机制的理解，乃至有一个暧昧的原因——它更容易让作者进入那个圈子，提高发表和被长辈提携的可能性，这是它的“得”。但长期的分析视角，和相似人群的交往，会固化一个人的认知，限制他的共情能力，甚至让他变得对审美挑剔、对他者冷漠。就是纳博科夫讽刺的那类文化人，垂涎远方美好的景色和肉身，却对身边普通人的感受漠然。

久而久之，作者写出的故事会比较单调，在他耗尽了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在文学史学到的套路后，他会到一个瓶颈。当然，凭借这些已经能让他在圈子里有一席之地了，只是要写出不那么匠气的作品，会很难。例外是有的，比如戴维·洛奇这种作家，他写学院和知识分子就很得心应手；有些适应力强、天赋卓绝的作者，他在不在学院，影响都不大。但对其他作者（尤其是依赖生活经验、更重感觉的作者），学院深造可能会损伤他的创作。

文学要重返公共记忆，就必须打破纯文学的观念，破除对通俗文学、类型文学、非纸质化文学的歧视。历次重大的文学革命，都不发生在纯文学，而恰恰是文学权威看不起的通俗文学。《诗经》《金瓶梅》《尤利西斯》，乃至白话文小说，都是俗气的，也都曾处于文学鄙视链下游，但它们因为旺盛的生命力，活到了现在。而那些亦步亦趋同代经典，模仿所谓纯文学腔调的作品，早已成了时代的陈旧古董。

对文学贵族化的定义，从来伴随着对底层文学的污名。文学往往是这样，最新潮的文学形式总是底层或边缘人缔造，然后被社会中掌握政治、文化资本的群体改编、窃取，通过种种手段标榜成自己的产物。在一种流行的观点中：最优雅的文学总是贵族缔造的，底层总是粗俗不堪的；贵族的儿女都是华美、礼貌的继承人，而底层的儿女总是自卑、暴力。这就是污名。实际上，底层在文学上总是富有创造力的，那些看似优美、生动的文学，很多也是底层或家道中落者书写的。而多数“贵族”，写的只是已然秩序化的文学，迎合既有优雅品味、体认自己文化身份的文学，本质上并没有创造力。所以，如今我已经厌恶了那类看似优雅的、实则对秩序无害的文学，因为你只要掌握文化资本，在一个文化世家耳濡目染，学习这种文学并不难。这类文学如同既有权力结构的寄生虫，只不过它的颜色比较有欺骗性罢了。

我理想中的文学刊物，不是高贵的文学精英们体认彼此的存在，而是作者、编辑们真正保持审美，又能宽容差异，去发现我们时代真正雅俗共赏的东西。它不只是小说、散文、评论，我们甚至可以发表漫画，解读流行乐，评价《野狼disco》和《进击的巨人》，只要它们是文学的，具有感染人心的魅力和深刻的问题意识。文学不仅仅是书面文字，文学更是一种精神，它捍卫的是新鲜的语言和生命，它的本质就是不断革命。

作者简介

宗城：1997年7月出生，作品见于《东方历史评论》《文学自由谈》《星星诗刊》《青春》《作品》《澎湃私家历史》《新京报书评周刊》等，在澎湃新闻开设有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