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

文/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第一代公知，与汉娜·阿伦特并称为美国20世纪知识界的两位女神。作为文化评论家、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导演和剧作家，她是不平凡的知识分子，也是引领时代的流行偶像。

以下这篇《文字的良心》是苏珊•桑塔格获耶路撒冷文学奖之后，于2001年5月9日在耶路撒冷发表的演说。

我们为文字苦恼，我们这些作家，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影响力，愈普遍，就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在或以为我们已经住在那些其他房间，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充满精神涵义的容量，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于是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关闭。

例如，我们所说的“和平”是指什么？是指没有斗争吗？是指遗忘吗？是指原谅吗？或是指一种无比的倦意、一种疲劳、一种积怨的彻底排泄？

我觉得，大多数人所说的“和平”，是指胜利。胜利在他们那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和平”；而对其他人来说，和平则是指失败。

原则上，和平是大家所渴望的，但是，如是和平需要放弃合法权利，如是这种不可接受的观念为大家所接受，那么最貌似有理的做法将是诉诸少于全部手段的战争。这样一来，呼吁和平就会让人觉得如果不是欺骗性的，也肯定是不成熟的。和平变成一个人们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居住的空间。和平必须再移居，再开拓殖民地……

而我们所说的“荣誉”又是指什么呢？

荣誉作为检验个人行为的严厉标准，似乎已发球某个遥远的年代。但是授予荣誉的习惯——讨好我们自己和讨好彼此——却继续盛行。

授予某个荣誉，意味着确认某个被视为获普遍认同的标准。接受一个荣誉意味着片刻相信这是一个人应得的。（一个人最应说的合乎礼仪的话，是自己配不上。）拒绝人家给予的荣誉，则似乎是粗鲁、孤僻和虚伪的。

通过历年来选择授予哪些人，一个奖会积累荣誉——以及积累授予荣誉的能力。

不妨根据这个标准，考虑一下其名字备受争议的“耶路撒冷奖”，它在相对短的历史中，曾授予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最好的作家。虽然根据任何明显的标准，这个奖都是一个文学奖，但它却不叫做“耶路撒冷文学奖”，而叫做“耶路撒冷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奖”。

获得这个奖的所有作家都曾真正致力于“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吗？这就是他们——我现在必须说“我们”——的共同点吗？

我不这样想。

他们代表着一个覆盖面很大的政治意见的领域，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些人几乎未曾碰过这些“大字”：自由、个人、社会……

但是，一个作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作家是什么。

作家们——我指的是文学界的成员们——是坚守个人视域的象征，也是个人视域的必要性的象征。

我更愿意把“个人”当成形容词来使用，而不是名词。

我们的时代对“个人”的无休止的宣传，在我看来似乎颇值得怀疑，因为“个性”本身已愈来愈变成自私的同义词。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赞扬“个性”和“自由”，是有其既得利益的。“个性”和“自由”可能只不过是意味着无限扩大自我的权利，以及逛商店、采购、花钱、消费、丢弃过时东西的自由。

我不相信在自我的培养中存在任何固有的价值。我还觉得，任何文化（就这个词的规范意义而言）都有一个利他主义的标准，一个关心别人的标准。我倒是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价值，也即扩大我们对一个人类生命应是什么的认识。如果文学作为一个计划吸引了我（先是读者，继而是作家），那是因为它扩大我对别的自我、别的范围、别的梦想、别的文字、别的关注领域的同情。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的创造者，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反复思考者。各种理念牵动我。但长篇小说不是由理念而是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的各种形式。表述的各种形式。我未有形式之前，脑中是没有故事的。（诚如纳博科夫所言：“事物的样式先于事物。”）还有——不言明或默认——长篇小说是由作家对文学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的认识构成的。

每个作家的作品，每种文学行为，都是或等于是对文学本身的阐述。捍卫文学已成为作家的主要题材之一。但是，诚如王尔德所说，“艺术中的真实是，其对立面也同样真实。”我想套用王尔德这句话说：文学的真实是，其反面也同样真实。

因此，文学——我是用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单是描述性的说法——是自觉、怀疑、顾忌、挑剔。它还是——再次，既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又是描述性的说法——歌唱、自发、颂扬、祝福。

有关文学的各种理念——与有关譬如爱的理念不同——几乎问题在对别人的理念作出反应时才提出来。它们是反应性的理念。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这个印象，也即你们——或大多数人——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想让出一个空间，给一种更大的热情或不同的实践。理念发出许可——而我想许可一种不同的感情或实践。

我说这而你们说那，不仅因为作家们有时是专业抬杠者。不仅要纠正难以避免的不平衡或一边倒或任何具有制度性质的实践——文学也是一种制度——还因为文学是一种根植于各种素来爱反驳的强烈愿望的实践。

我的观点是，对文学作出任何单一的定义，都是不真实的——也即简化的；只不过爱争辩罢了。要真实地谈文学，就必须矛盾地谈。

因此：每一部有意义的文学作品，配得上文学这个名字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独一无二的声音。但文学是一种积累，它体现一种对于多元性、多样性、混杂性的理想。

我们可以想到的每一个文学概念——作为社会参与的文学、作为追求私人精神强度的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都是，或有可能变成，一种精神满足或虚荣和自我恭喜的形式。

文学是一个由各种标准、各种抱负、各种忠诚构成的制度——一个多元制度文学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懂得多样性的价值。

当然，文学必须在一些界限内运作。（就像所有人类活动。惟一没有界限的活动是死亡。）问题是，大多数人想划分的界限，会窒息文学的自由：成为它可以成为的东西的自由，以其一切创造性和能力令人流动不安的自由。

我们生活在一种致力于使贪婪一致化的文化里，而在世界广阔而灿烂的多样性语言中，有一种语言——我讲和写的语言——现已成为主导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在世界众多国家数量庞大的人口中，英语扮演了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随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跨国界的文化中，我们也陷于真正的群体或刚自命的群体日益分化的要求中。

那些古老的人文理念——文学共和国、世界文学——正到处遭受攻击。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似乎太天真了，还受到它们的源头的玷污。该源头正是欧洲那个关于普遍价值的伟大理想——某些人会说是欧洲中心论的理想。

近年来，“自由”和“权利”的概念已遭到触目惊心的降级。在很多社会中，集团权利获得了比个人权利更大的重量。

在这方面，文学的创造者所做的，绝对可以提高议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可信性。即使当文学的创造者把他们的作品用于服务他们所属的群体或社会，他们作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也有赖于超越这个目标。

使某一作家变得有价值或令人赞赏的那些品质，都可以在该作家独一无二的声音中找到。

但是这种独一无二是私自培养的，又是在长期反省和孤独中训练出来的，因此它会不断受到作家被感召去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考验。

我不质疑作家参与公共问题辩论，与其他志趣相投者追求共同目标和团结一致的权利。

我也不觉得这种活动会使作家远离产生文学的那个隐遁、不合常规的内在场所。同样地，几乎所有构成过丰盛人生的其他活动，也都无可非议。

但是，受良心或举的必要性驱使，自愿去参与公共辩论和公共行动是一回事，按需要制造意见——被截取片言只语播放出来的说教——则是另一回事。

不是：在那儿，做那个。而是：支持这，反对那。

但是一个作家不应成为生产意见的机器。诚如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诗作不抨击可恨的种族主义时所说的：“作家不是投币式自动唱机。”

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区域和经验。

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各种恶臭的现实、各种狂喜的现实。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文学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继续着。

我被“别的事情”困扰着。

我被我所珍视的各种权利的冲突和各种价值的冲突困扰着。例如——有时候——讲出真相并不会深化正义。再如——有时候——正义的深化可能需要压制颇大部分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