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阿诺阿布：人可以偷生，诗人不可以苟且

《诗与思的风暴》 （代序）

花了小半天的时间，在宽斋，翻完了。

如果将作者和读者抛到一边，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诗有了，思也有了。但风暴差那么一点点。

从所收录的这些访谈中，看不到那种深刻的思想火花，独立的立场，也即是说，自由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碰撞。

这些对话，有些无关痛痒，有些王顾左右，可惜有一些阐述，比如阿库乌雾对彝族知识分子的分析，刚说到要害，便戛然而止。我想，这大概同样是由于今天整个知识界都集体失声的那些原因。彝族学人的生存空间本来就狭窄，欲言又止当然是不二的选择。奇怪的是，学子们对儒家文化的精髓，不管是无师自通，还是潜移默化，最终都殊途同归。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要求问答者，确实有些苛刻，也不现实。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为此保留我的遗憾。

按理，为人作序，这种不好听的话，是应该闭嘴的。如果非要说，也不可能开篇就提。但是作为彝人之子，近些年所目睹的彝族文化现状，感同身受，只好冒天下彝人之大不韪了。

远的不说，昨天普驰达岭教授发了一篇图文并茂的微信，一本叫做《彝族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的编著，供奉的总顾问，顾问，编委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委员等浩浩荡荡近百人。这阵势，应该不亚于《四库全书》的编纂，也不会低于《剑桥中国史》的规模。我想知道的是，这近百人的队伍，有多少人真正为这本书的面世做工作？我甚至怀疑他们中的许多人，连这本书的文章都没有读过。一本书的出版，像福利一样，分发给大官小吏，真是分的肯分，领的肯领。即使选编者哪一樽神都不敢得罪，哪一柱香都必须烧到，那些滥竽充数尸位素餐之流也是罪该万死。好的不学，儒家文化的糟粕他们倒是继承得空前绝后。我给普教授留言说：依社会职位的高低而不是凭学术的成就来组成文化研究队伍，固然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但是，我想，这也许就是彝族文化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我们要依附权利，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知识；我们要遵守规则，但我们更应该服从学术。做官的好好做官，把官做大，拿这些虚名干什么？做学问的好好做学问，把学问做好，看那么多人的脸色干什么？这才是对列祖列宗最好的交待，这才是对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最好的报答。

我过去曾经喜欢参加一些类似的会议，令人伤心的是，即使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学术会，主席台，往往也是大大小小领导的专座。麦克风在他们面前递来送去，寻求存在感的一堆堆废话套话空话之后，真正留给专家发言的时间少之又少。

这种错位，深深刺激了我，以致于很长一段时间，一看到编委密密麻麻的出版物，我都深表可疑，并且敬而远之。

好在，《诗与思的风暴》，免除了我的这些担忧，我的曾经受过伤的小小心脏，得以在三十二篇对话中一一滑过。之前，我对此书的问答作了表面的概括，下面，请允许我对这些问答作进一步的探究。

作为八零后的阿索拉毅，在彝族文化的发掘整理方面，这些年他所做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他的这些提问，抛开公共部分，显然是针对不同的个体而量身打造的，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一方面要求他对答问者有着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要求他有着广泛的知识结构。同时，还要对一些答非所问的问题进行取舍，没有积极的态度和一颗虔诚的心，很难做到。

本书的采访虽然始于诗歌，终于诗人。但阿索拉毅却又跳出了纯诗的范畴。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不仅是关注彝族诗歌，而且是关注整个彝族的文化、经济、社会现象。

粗略梳理，阿索拉毅大致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彝族诗人发问。

一、彝族诗人的诗学主张。

阿索拉毅在对阿库乌雾的访谈中，他抛出这样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人高喊‘诗人死了’，对这种悲观的态度你怎么看？”可以说，绝大多数诗人都有自己的诗学主张。诗歌的多样性其根本在于诗学主张的多样性。这个问题，他不但问了阿库乌雾，也问了霁虹、罗逢春、吉克布、阿克鸠射等许多诗人。他之所以反复追问，不难看出，他是由此想得出当下彝族诗人创作的一些规律，借以解读和剖析彝族诗歌的走向。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开篇就表态：“文之为德者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其目的也大致如此。究竟是诗人死了，还是诗歌死了？并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我猜，他所想得到的是，彝族诗人诗歌创作的同质化现象及自我重复问题，如果通过这些问答，能够得以纠正一二，那是无限的好事。

二、彝族诗人的文化传承。

据文献记载，远在南北朝时期，贵州的彝族女诗人阿买妮等人，就已经对诗歌进行了诸多学术性质的拷问和论证。彝族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古往今来的诗人们都在反复证明：那种为诗而诗的所谓主张，事实上不值一提。每一个彝族学子接受儒家文化、西方文化洗礼之日，也正是他深深的得益或受制于彝族传统文化之时。即使为数不多的坚持用母语写作的诗人也不例外。在这种多重文化的挤压和分割之下，诗人所谓的民族性或受制、或升华。而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无疑检验了诗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甄别和发扬。在《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访谈中，普驰达岭的回答颇能说明这一现状。“说到彝人与母语，我是有福的。我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彝语，可以看懂与甲骨文一样久远的彝族传统文字和规范新彝文，用它来敲开古老的彝族文字所承载的西南民族源流与华夏文明的历史密码。我也可以用多种流利的彝语方言打败我潦草的中国汉语普通话。在经济全球化已成发展趋势，洪水猛兽一样的潮流正吞噬着边缘部族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文化濒危、语言濒危，甚至彝族文字濒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除了上帝，是人都会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或文化都不可能长生不老。我们能做或尽量能做的就是在强势文化包围之下，为民族文化保持与保存找寻突围的出口。”

翻读这些诗人的文本不难发现，凡是深入地浸淫了彝族文化的诗人，其诗歌精神、文化含量、自由度远远超过那些遗弃了彝族传统文化或被彝族传统文化抛弃的诗人。我暂举一例。曾经有人问我阿库乌雾的“用母语向世界对话”（阿库乌雾在非彝语甚至是非汉语的欧美、日本等地方用彝语朗诵其诗歌）是诗歌交流还是行为艺术？我的回答是，“诗歌有许多种表现形式。在精神层面，某种程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甚至不需要语言的。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解读世界各国那么多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有如神启的吟唱。”毕加索曾经说过，听不懂鸟的语言，并不防碍我们欣赏鸟的歌唱。而《思与诗的风暴》一书，提问的是彝人，答问的也是彝人，其间节点，双方心照不宣。关键是在于这些提问所泛起的微波，所触及到的诗人内心最为隐秘的部分，最为神圣的部分。窃以为，那才是问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三、彝族诗人的社会担当和人文关怀。 有意无意之中，阿索拉毅是用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诘问诸位诗人。可惜，在一个百家争宠的年代，有骨气的诗人，有温度的诗歌是非常稀少的。诗歌可否扪虱而谈？诗人是否除了写诗，别的什么都不会？换句话说，诗歌要不要介入甚至是干预现实社会？这个问题，伴随着诗歌的产生，在汉语界，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彝族是一个爱憎分明、视死如归的民族，奴化，自我矮化，犬儒这些病态的但是却长势凶猛的社会现象是不是已经附在了彝族诗人的身上？照直说，阿索拉毅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一个彝族诗人，如果没有干净的同情心，没有明确的是非心，没有纯粹的敬畏心，这样的诗人，对彝族而言，是一种伤害；对彝族文化来说，是一种灾难。在《放慢脚步，等等自己》一文中，念兹在兹的阿索拉毅有类似的提问，吉狄兆林的回答非常干净利落，甚至可以说掷地有声：“身为彝人，我因此很反感来自惯于意淫世界的所谓主流社会的“勤劳勇敢”、“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等官话、套话，也很反感自从吉狄马加的一声“我是彝人”横空出世以来，那些幼稚、肤浅、甚至滑稽的模仿者们唱起的廉价颂歌。”由此可见，困扰了好几代知识分子的问题，“诗人何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同样困扰着今天的彝族诗人。深入生活，远离政治。阿索拉毅似乎力图通过他的回答者们为我们开出药方。诗歌可以消失，但诗歌的品质不能丢失；人可以偷生，但是诗人不可以苟且。可惜这些砖头或玉石，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并没有达到双方都想要的效果。

四、彝族诗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好象是约翰·潘恩写过这样的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欧洲就会失去一角。”无论我们怎样中庸，怎样回避，作为一个彝族诗人，穷困、童工、吸毒、艾滋病这些残酷的社会问题每天都在敲打着我们，甚至是折磨着我们。阿索拉毅花了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将这些问题抛向每一个诗人。阿索拉毅从201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凉山的贫困，一直在为“壹点爱”公益助学服务中心的运作而奔波努力。他和他的朋友们，救助了一个又一个的留守儿童，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的赤贫家庭。这有力地印证了：如果一个诗人的写作仅仅是风花雪月，仅仅是讨乖卖巧，仅仅是唯上的写作，这是一种耻辱和灾难。不客气说，这是一种有罪的写作。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情感诉求，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人性千奇百怪，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诗人而言，在普遍的价值层面，良知层面，作为人的良知和悲悯，是共同存在的。因为正是这些普遍的良知和悲悯，让诗人比一般人要走得更远。非常高兴的是，诗人们的悲悯心并没有受世俗的眼光及公权的消解。本书所有的诗人，对自己民族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他们是明白的，他们没有装聋作哑，没有视而不见。他们每个人都掏心掏肺，作了有力的见解和回答。我想，有着这样的土地，这样的情怀，别的不说，要产生优秀的诗歌，要产生伟大的诗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五、彝族诗人对彝族未来的思考。

历史上，彝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它的几次大迁徙，大战争，几次大的文化断裂，直到今天还深深影响着这个民族。对一个有着自己的天文历法，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民族，它的未来，实实在在值得诗人们关注和思考，现实些说，为什么历史上文化那么高度发达的一个民族，他的子孙们，在今天，做官的把官做得越来越小，做学问的把学问做得越来越差？对于我们每一个彝族儿女，这都是无可推卸的，也是无可宽恕的。我非常同意发星在《世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血的》中的表述：“解放后的数十年间，这些民间的神性文化保留得很好，毕竟延传了数千年，你几十年的时间不可能杀死千年的东西，大凉山是保留彝文化最原味最深厚的地区。由于北、东、南三面金沙江与大渡河像两把天剑切断与外界的陆地联系，西部又是高寒的藏地，无形中这成为一块独立的文化地域，也可能说是一个具有独立彝族文化的彝国。三千多年，彝文化在这里得以保存与延传，这是世界原族部群文化的一个奇迹。而贵州、云南的彝族就没有这么幸运，从明朝开始的“改土归流”等汉化政策，使他们在近四、五百年间，已失去真正的彝根、彝色，这对彝族原色文化来说是可悲的。我很希望，大凉山出马尔克斯一样的大作家，把彝族的神性文化在小说上再创造，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现。但这里有充足的文化土壤，相信有这么一天。”

好在，这些问题，象房龙指出美洲精神，拉瓦斯汀指出欧洲精神，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精神一样，在今天，它们被阿索拉毅提出来，有的放矢地检阅了当代彝族诗人。令人欣慰的是，诗人们都纷纷交出了不愧于诗人，不愧于这个民族的答卷。

是为序。

阿诺阿布

2019年11月9日 宽斋

阿诺阿布

撰稿：阿诺阿布 编辑：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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