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口来创造和利用国家力量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国家行列。”被称为“国际政治学之父”的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曾这样论述人口与国力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突破14亿，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首次站上1万美元台阶。对于中国人来说，人口达到14亿并不令人吃惊，毕竟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人口处于13亿的阶段也有些年头了。但如果进一步思考14亿人口的规模到底有多庞大，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口超14亿的现代化大国会带来什么，却不太容易回答。人口与国家强大有着密切关联，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是把双刃剑。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亿多人口，改革开放之初增至10亿，现在为14亿。人民从温饱到小康，国家从积弱到富强，在人口问题上，无论是发挥优势还是应对挑战，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世界历史上，人口达“10亿量级”的强国，中国还是第一个，这注定中国难有现成经验可循，只能靠自己蹚出一条路。

40年前的“10亿”与现在的“14亿”

“14亿人口，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德国人口及发展专家克林霍尔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元年，随着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以及一连串乐观的数字，比如中国GDP达990865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增速6.1%在1万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中列第一等……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势头。”

有外媒注意到，中国(大陆)总人口突破14亿大关，并没有在海外造成轰动效果，原因之一是中国多年来一直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大陆人口在1949年时约为5.4亿，1980年时接近10亿，此后用了约7年时间达到11亿，1995年达到12亿，从12亿到13亿用了9年，从13亿到14亿用了15年。

尽管外界对中国人口的生育率问题给予颇多关注，也有不少唱衰声音，但如此庞大、前所未有的人口基数意味着中国仍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人口红利”，可以继续保持经济结构和形式的多样化。克林霍尔茨也认为，中国经济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而人口规模仍是中国发展的优势。

去年底，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曾表示，到2035年，中国消费市场的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中国“90后”“00后”的消费量已超过“70后”“80后”，“而且这只是刚刚开始”。他说，从全球来看，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有两个最重要的客户群，一个是美国老年人，另一个是中国年轻人。

根据麦肯锡的最新报告，2010年至2017年，全球家庭消费增长的31%来自中国。但中国农村人口的消费贡献仍然较低，这也说明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大有潜力可挖。此前，麦肯锡的报告称，中国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正在重塑着中国，他们的购买力以及接受国内外新品牌的态度和敢于尝鲜的性格，对于全球企业意味着无穷的新商机。

这并非虚言。过去几年，从普通的出国到大批游客走出去，从日常消费品到奢侈品，中国人的消费需求成为海外市场的一大亮点。媒体上有过“中国人一年吃出一个瑞典GDP”的说法，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为迎合中国消费市场而对本国的农业生产进行调整，以至于美国彭博社称“14亿人的胃口正在改变世界种植和销售粮食的方式”。

但中国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刚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1/3。中国当时将近10亿人口中，80%在农村。但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打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让8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口增加了约4亿。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亿增长到2019年的14亿，不仅是人口绝对数量上的增长，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下，其包含的意义也不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对《环球时报》记者说，40年前，中国10亿人口中8亿是农民，解决温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而现在的14亿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口，是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人口。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已经拥有超过4亿的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比整个美国的人口规模还要大。

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榜样”

“那可能是前往悉尼塔隆加动物园旅游，看一部新韩剧，前往伦敦高端商店购物，斥巨资引进一名足球运动员，使用一款在线支付App，购买一台机器人或一辆电动汽车。共同点在于，所有道路，无论位于世界何处，都通过某种方式通往中国。”这是汇丰银行曾发布的一份报告，描述中国消费者以各种形式在世界各地展现出来的“实力”。

据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统计，中国的中产人口在2015年时已突破1亿人，超过美国的9200万。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几乎达到4亿，其中超过一半年收入将在10.6万到22.9万元人民币之间，消费力强劲。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丛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处于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表明我国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和结构正处于升级阶段，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品市场，也是跨国公司、厂商最看重的市场。“尽管我国人口增速放缓，但教育培训的人力资本投入会增加，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源泉。”

但人口众多也意味着挑战很大。高凌云坦承，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正是在这些人力资源的支撑下，中国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实现突破，比如电子支付、量子计算、特高压技术等。但14亿人口的庞大规模，对社会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考验。老龄化问题、劳动人口收入分配问题以及资源承载力问题，都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在克林霍尔茨看来，14亿的确庞大。“人口增长到这个量级，比欧盟28国(总人口为5.12亿)、美国(3.27亿)、日本(1.27亿)、加拿大(3759万)、澳大利亚(2460万)等所有发达国家人口之和还多。管理这么多人无疑是艰巨的挑战。”

克林霍尔茨说，去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9%，而德国为21.4%，中国需要对这一问题未雨绸缪。越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社会秩序维护和团结越不容易，中国有14亿人口，让更多人中产阶层化是重要目标。“中国解决好人口的正面和负面因素，可以给世界起到榜样作用。”他说。

其实，中国在几十年间让8亿人脱贫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榜样。在全球经济学家看来，在40年内让如此多人口这么快速地摆脱贫困是不可想象的。有专家称，这个过程中，中国成功地使总人口保持了稳定。而中国的经济总量早在10年前就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崛起之路上对人口的管理、人口资源的使用，也有太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客观来看，全球人口增长率和社会发达程度一直成反比。除去个别情况特殊的国家(如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绝大多数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如利比里亚、尼日尔、阿富汗、布隆迪)都是不发达国家，而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多很低，芬兰、荷兰、意大利等低于0.5%，还有国家是负值，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则是靠移民社区拉高了自然增长率。

德国《焦点》周刊近日评论称，中国在解决人口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之前几十年主要聚焦脱贫，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未来，中国人口问题的重点逐渐向西方靠拢，即减缓老龄化，提高出生率。丛屹认为，中国正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伴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过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转移，经济增长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增长，现在经济进入高水平发展，虽然存在老龄化问题，但随着人力资本投入增加，未来已不再是依靠简单扩大劳动力的就业数量，而是靠创新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嫌少？怕多？人口数量让它们很头痛

人口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途取决于我们有多少人。”1月15日俄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开篇就谈人口。他说，俄罗斯有将近1.47亿人口，去年每名育龄妇女生育率仅为1.5，“虽然和许多欧洲国家公布的数字基本持平，但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够的”。

俄罗斯人口问题由来已久。一方面，苏联解体初期经济凋敝导致的低出生率与高死亡率使得当前育龄人口基数小;另一方面，医疗和生活水平进步导致老龄化负担加重，俄罗斯政府不得不考虑养老金制度改革并延长退休年龄。

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对于人口问题非常重视。而影响俄罗斯生育率的最主要问题还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不足以提供信心。为提高生育率，俄罗斯从2007年起为生育或收养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设立了“母亲基金”。虽然存在使用效率不高、资金来源紧张等问题，但还是有明显收效的。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俄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阿列克谢·戈尔德耶夫曾表示，俄罗斯人口少，“资源太多”，由于到处是玩忽职守，这些资源变成了俄罗斯的“资源诅咒”。该言论引发争议。有人称，问题不在于资源，在于国家精英的低效率。还有人说，如果按人均算，加拿大、挪威的资源比俄罗斯多，此外美国也是依靠自然资源崛起的。还有学者提到中国，说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人口也是一种资源，而中国并没有衰落。

其实，多少人口适合国家发展并无定论，最终由经济、社会、资源等条件决定。以印度为例，目前其人口为13.7亿，根据预测，印度将在2027年前后超过中国。印度经济的发展被很多人看好，中国人口学者黄文政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这几年印度每年出生的人口大约是中国的两倍，虽然有不合理的劳工制度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印度的人口优势依然会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利好。印度自己也认可其人口优势，但不少精英人士坦承，假如印度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不能及时应对人口形势的变化，就会坐失利用人口红利的良机。

2019年末，印度学者钱德兰·沙克巴在耶鲁大学刊物《耶鲁环境360》上撰文称，一方面，人口的持续增长将给印度带来严重的发展负担，而且受扶贫、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发展等因素影响，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在呈下滑态势。另一方面，生育率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数成反比。比哈尔邦、北方邦、贾坎德邦、拉贾斯坦邦以及中央邦等地区有着全印度最高的生育率，但同时面临着全国最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特别是与女性相关联的指数。在生育率最高的比哈尔邦，女性文盲率达26.8%，全印最高。反之，在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克拉拉邦，识字率达到99.3%。

沙克巴提到，印度总理莫迪对印度人口相关的数据有过考虑，他曾明确呼吁民众组建“小家庭”(去年8月，莫迪在演讲中警告印度有无限制的人口爆炸的风险，呼吁进行计划生育，组建小家庭——编者注)，然而这些数字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现实。

目前世界上人口上亿的国家有13个，而埃及被认为是第14个，估计2020年会突破1亿大关。人口在增多的同时，2017至2018财年约有32.5%的埃及人仍生活在贫困线(月收入约50美元)以下。近年来，除有“穆兄会”背景的总统穆尔西外，穆巴拉克、塞西等最高领导人均认为过度膨胀的人口将导致贫困。

“埃及执政者主张人口适度增长。”开罗大学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系教授夏文·沙瓦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除尼罗河三角洲及沿岸地区外，埃及国土近95%为荒漠，水资源稀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有现实必要性。但埃及仍处在加速工业化的阶段，产业发展需要多层次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亟须保持人口红利。据沙瓦比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起，埃及大力推广避孕产品的使用及节育理念，但随着外部援助中断、穆尔西上台，2014年生育率又回升至3.5。为此，2017年塞西总统发出“只生两个就够了”的倡议。

【环球时报驻外记者 青木 陶短房 曲翔宇 文朱 本报记者 倪浩 马晶晶 张卉 曲颂 丁雨晴 柳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