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法]乔治·勒费弗尔（George Lefebvre）著，周思成译，高毅审校，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292页， 78.00元

“无可挑剔”但“单调乏味”的讲述者

1932年，《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 （下文简称《大恐慌》）出版。这是勒费弗尔在巴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这一年他五十八岁。年近花甲的勒费弗尔，只不过刚刚结束学术研究的“学徒期”，步入“正轨”。八年前，他才告别二十五年的中学教学生涯，荣升为大学教授。四年后，也就是1928年，在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这两位“年鉴学派”奠基人的邀请下，加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在法国，五十岁才通过国家博士论文答辩的人其实并不少。但是，勒费弗尔的学术道路走得格外艰难，尤其和与他同年出生，同样身为法国革命研究大师级人物的马蒂厄相比，更是如此。

马蒂厄出生在弗朗什-孔泰的农民家庭，父亲经营酒馆，家境殷实，很早就被送去巴黎念书。1894年，马蒂厄进入巴黎高师，三年后就顺利获得教师资格，很快在弗朗什-孔泰大学谋得了教职。勒费弗尔和马蒂厄差不多同时毕业，之后一直在中学教书，因为他家里很穷，一家人——包括年迈的父亲，比他小十五岁、还在上学的兄弟以及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全靠他一人养活。一战爆发后，举家逃离，流落到奥尔良，期间博士论文的材料部分遗失。

1924年6月27日，在足足准备了二十年后，勒费弗尔进行论文答辩。答辩组成员中有他自己的导师、七十五岁的奥拉尔，还有法国现代史学奠基人、七十岁的瑟诺博斯，个个都是法国史学界响当当的人物。在场的四位导师静静地听着这位五十岁的博士候选人，以清晰的逻辑、精炼的语言以及对史料令人难以置信的熟悉程度，陈述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很顺利，据说答辩导师都没提什么问题，但是出版遇到了困难，因为论文太厚，近千页，有上百页表格，没有出版社愿意接手。勒费弗尔只能自己掏腰包。这笔钱是他与另一位导师、中世纪史家小杜泰利（Charles Petit-Dutaillis）一起翻译《英国宪政史》挣来的稿费。钱不多，只印了三百本，题为《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这部今后被称为“法国史学瑰宝”的巨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诞生了，只有三个人写书评，法语圈外更无人知晓。勒费弗尔依旧只是法国外省一位默默无闻的研究者。

勒费弗尔

不过，他的研究引起了马克·布洛赫的关注。这位比他小十二岁的年轻史家早已闻名世界。在完成了《国王神迹》后，布洛赫想完成一部关于法国农村的综合研究，他读了《诺尔省农民》，并为勒费弗尔的博学折服，极力邀请勒费弗尔加盟新史学的重阵斯特拉斯堡大学。这是一座新城，刚从德国手里收回，又远离巴黎这个学术中心，当时汇聚了一大批一流学者，包括社会心理学家布隆戴尔（Charles Blondel，1876-1939）、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7），城市和大学的环境对知识创新和跨学科交流都大有裨益，也为勒费弗尔提供了优越的研究环境。在斯特拉斯堡的八年里，他陆续出版了《法国大革命》（合著）、《1789年大恐慌》《恐怖时期的农业问题》和《拿破仑》。

1933年，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斯特拉斯堡的纳粹势力开始抬头，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街头随处可见反犹标语。布洛赫、费弗尔愤然离去，前往巴黎。1935年，六十一岁勒费弗尔接受了索邦大学的邀请，成为近代史教授，两年后，接替萨涅克，担任法国大革命史讲席教授。勒费弗尔在巴黎一直待到去世，前后二十多年，这是他第二次学术高产期。《1789年》奠定了有关大革命起源研究的基本范式，也是勒费弗尔身前唯一一本被译成其他语言的著作。《法国大革命》是不可撼动的经典，至今依然是。就连素来刻薄的傅勒也不得不佩服勒费弗尔的博学：“20世纪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最伟大的学院派史家，一个已经掌握了这一阶段最丰富、最可靠知识的人。” （《思考法国大革命》，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页16）

勒费弗尔是典型的共和主义者，很像罗伯斯庇尔，不讲排场，生活简单，总是穿着一件领子很高、有排扣的外套，款式有点过时，有时会戴一顶很亮的黑帽子。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说，他看上去有点像法国版的林肯。他一辈子没坐过头等车厢。即便到了晚年，勒费弗尔最大的乐趣还是坐着农民的马车下乡看档案。他是个公正的人，绝不愿意给任何人开后门，包括自己的侄子，写推荐信总是惜字如金，这在法国学界也很少见。勒费弗尔对教师职业看得很神圣，讲课坐得很端正，神情严峻，高贵而不可亵渎。他平生唯一一次出国是去牛津大学讲学，回来后就对英国大学大为不满：条件这么好，怎能让人安心研究？他甚至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就不应该结婚，所以那位既敬他又怕他的索布尔迟迟不敢告诉他的导师自己结婚了！勒费弗尔对生活没有太大兴趣，尤其到了晚年，更加孤僻。这和马蒂厄很像。1932年他写信给马蒂厄说，生活并不幸福，也空洞乏味，没有兴趣，研究可以让人逃避这一切 （Richard Cobb, A Second Identity: Essays on France and French History, London: OUP, 1969）。

勒费弗尔不健谈，也不太容易交往。因为他说话和他写文章一样：简单，甚至简单到让人不容易知道如何接话，逻辑清晰，很有力度，但是有点让人不太能够接受。他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大学是神圣的地方，以培养公共精神为使命，教师必须要有美德，任何松懈实际上背离美德，所以，他认为尝试通过文字中表现个人魅力，就是道德败坏。多么严苛的人！文如其人，勒费弗尔的文字一样毫不平易近人。1954年4月16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有一篇评论文章，说他的书“无可挑剔”但“单调乏味”（drab）。一点不错，勒费弗尔几乎没有一篇文章读起来让人觉得轻松。《法国大革命》虽是一部通史，但是我读过的通史中最难读的一本。而且，我相信，即便是国内法国史专业的研究生，能认真读完的，也不会很多。不能怪他们，太难读，太枯燥了。文字干涩，脉络繁复，又没有新文化史关注的那种有趣的历史情节。整本书都在叙述，好像是讲故事，但他讲的故事不生动，也让人不太容易把握他的意思，不清楚他的目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细节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梳理事件之间的关系。我想，第一次读《大恐慌》的人可能也会有同感。

《大恐慌》：一部不好读的名著

这是一本文化史和心态史名著，但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出现的同类著作相比，很不好读。书里既找不到“屠猫”这样有趣的切入点，也没有任何一处让人觉得亲近、从直观上不觉得有距离的情节。《大恐慌》分析的不是单个事件，而是成千上百个类似的事件。勒费弗尔关心的也不是某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上千个市镇的情况。但是，他既不交代革命爆发后的过程，也不概述法国的地方情况和封建制度。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亚瑟·杨格也好，米拉波也罢，他也不会想着要谈一下一下此人出生在哪里，什么立场。可能本书涉及的人物和地点太多，要是一一介绍，可能有损本书的精炼与简洁。不过，勒费弗尔写得也太简洁了，好像读者都和他一样熟悉大革命。他也没有任何“引子”，非常“粗暴地”把读者一下就带入到某个微观场景，身处一群正在田间劳作、却完全没有任何具体概念的法国农民之中。下一章，勒费弗尔又用极其精练、高度概括、却丝毫不显空洞的笔调，以一种宏观视野讲述正在这片六边形的土地上蔓延的骚乱与恐慌。说实话，这种阅读体验不太好，非得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屏气凝神，才有可能不会觉得“头昏目眩”。我敢保证，勒费弗尔绝没有想过要把这本书写成通俗易懂的畅销读物，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这书会被译成很多语言，成为历史学名著。作为终身秉持美德精神的史家，这些肯定不在他的考虑中。

幸好，本书的中译本有三位专家写的导论，概述了“大恐慌”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以及本书的影响。高毅教授是国内研究法国革命史的权威，也是本人的导师。塔克特（即“谭旋”）是英语学界中最重要的革命史学者，他的研究独树一帜，不盲从，不跟风，任凭文化史风起云涌，不为所动，他秉持传统取向，坚持档案研究，专注研究革命起源与恐怖统治长达三十余年，即便在现代西方学界也不多见。他仰慕勒费弗尔已久，曾为收入“普林斯顿经典丛书”的《法国大革命起源》新版写序。毕亚尔是心态史家佛维尔（Michel Vovelle）弟子，执掌《法国大革命年鉴》主编一职，任“罗伯斯庇尔研究会”主任，是马蒂厄、勒费弗尔开创的法国大革命经典学派的“传人”， 2014年新版《大恐慌》便由他作序。

但是，就《大恐慌》这样一部精致而娴熟的著作来说，任何概述即便不歪曲原意，也必定无法原汁原味地体现原书的神采。试看第三篇第六章，这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勒费弗尔熟练地叙述每一股恐慌的发生，谣言的传播。不论是谣言还是恐慌，在他笔下，好像成了一个可以触摸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像是猎物，而他就像猎人，带着史家特有的敏锐，追捕猎物。静心阅读，能从字里行间感受他发现蛛丝马迹时的那种欣快，甚至可以想象从某个村长家的阁楼角落里搬出一捆积满灰尘的材料，解开绳子时的表情。晚年的勒费弗尔经常会回忆说，这是令他最难忘的感觉，为研究恐慌，他跑遍了能去的每个村庄，搜集十年档案，这是他人生难忘的一段蜜月。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他多年的扎实研究。

本书的内容繁复，线索繁多，但整体结构并不复杂，概括起来，大约有三部分内容，即大恐慌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原因可以分长期与短期两部分，长期来看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衰退累积以及法国三个等级的社会结构，短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1788年歉收、不当的粮食政策、游民增多、1789年年初以来的粮食骚乱，政治因素包括从政三级会议召开后骤然出现的希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满与焦虑，又恰逢夏收，农民更有理由不安。在勒费弗尔看来，大恐慌不是源于阴谋，而是从独立的几个源头，他大概梳理了几个中心：克利松附近、曼恩、克莱蒙、圣夫洛朗坦、隆勒索涅。源自这几片地区的恐慌，向周边蔓延，彼此有交汇，而且在传播过程中，某些偶发事件强化了恐慌，结果大恐慌几乎遍及全国。在最后一章，勒费弗尔交代了恐慌的结果：强化了第三等级团结以及新生的民族的团结，间接地推动了“八·四法令”诞生。读者也可参阅塔克特的序言。

心态史与《大恐慌》的洞见

我在读书课上带学生读过《大恐慌》，发现即便向学生们介绍了全国三级会议召开前后的背景，对内容作了概述，他们依旧会觉得不清晰，也不知道重点是什么。这书和他们平时理解的心态史和文化史也有区别。因为一般来说这类研究都是通过一个现象或者事件说明某种观念，或者是阐释某类行为背后的意义。但是，读完也没发现要阐释的意义是什么，更不清楚勒费弗尔梳理这些复杂线索为了什么。最主要的问题是，如果从文化史或心态史角度去理解《大恐慌》，会偏离作者的意思。勒费弗尔不是要写一本文化史。尽管他分析的确实是心态，但与《国王的神迹》的路数不太一样。我觉得要理解这本书，首先要理解他为什么要研究大恐慌，要明白他做这些论证是为了什么。所以，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学术背景，包括大恐慌的学术史和勒费弗尔本人的研究背景，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他写作的目的，第二为什么要选择心态史作为研究方法。

实际上在勒费弗尔之前，没有人从整体上研究过大恐慌，只有地方史偶有涉及，大革命通史一般都不谈。这很特别，因为从十九世纪初以来，大革命的研究阵营就出现了分化，有支持革命的理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有反革命的保守主义的，还有极端保守主义，不同立场的人几乎在关于大革命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存在根本分歧，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大恐慌不值得关注。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理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认为“大恐慌”太荒唐，简直就是闹剧，这与这场革命的伟大不相称。对保守派来说，“大恐慌”一点不特别，因为民众——尤其是农民——从来都是这样，没有理智，只知道胡闹。这种偏见在二十世纪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还能看到，傅勒和里歇在《法国革命史》中说，“在法国，大部分的心态依旧深深扎根于非理性中” （F. Furet & Danis Richet,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1973, pp. 85-86）。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之前大部分研究只关心城市，不关心农村，因为他们重视政治史，很少有人做经济社会史，大部分档案，包括《议会档案》《法国革命议会史》以及革命时期的报纸主要反映的是城市情况，很少涉及农村，比如勒费弗尔的导师奥拉尔研究共和主义，马蒂厄的博士论文是革命时期的宗教崇拜。泰纳研究过，不过他的研究只不过表达了学者对底层民众一贯以来的轻视。总之，农村和农民都是“无足轻重”的 （Marc Bloch, “Mr Georges Lefebvre, article sur des recherches relatives à la vente des biens nationaux dan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ᵉ année, N. 4, 1929. pp. 620-621）。

所以，研究大革命的人中，关心农村的学者很少，觉得大恐慌值得研究的更少。勒费弗尔想要驳斥的，就是这两个流俗之见。《诺尔省的农民》推翻了前一种看法。通过开创性地研究社会经济史，统计了上千卷财产公证档案，分析两百多个村庄的土地转移后，勒费弗尔证明法国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十九世纪初诺尔省农民占有土地的比重从革命前的百分之三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有产者的占有比重增加了近一倍，相应地贵族占有的土地减少了百分之十，教会土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将法国革命看成一场社会革命，这可以说得上是研究范式的转型。马蒂厄在书评中说，“大革命的社会史还从未有过如此深入和广泛的爬梳工作”。

《大恐慌》针对后一种偏见，论证层次更复杂。勒费弗尔首先要证明，农民不是没有理智的，他们在大恐慌中的表现，事出有因，为此需要推翻阴谋论（不是“贵族阴谋论”，而是认为恐慌是人为的阴谋）。因为只要证明大恐慌不是阴谋，就等于证明农民不是被人操控，只要证明大恐慌不是仅仅从巴黎传来，就证明了农民不会因为这些消息来自“上头”就轻易相信。这便是他为何要花这么多篇幅，证明大恐慌有五六个独立发源地的原因。当然，农民在恐慌中那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表现，不能不让人发笑，他们的想法看上去确实很愚蠢，人云亦云，“天真得让人发噱”，甚至觉得贵族一定把国王要求改革的诏令藏起来，隐而不发，觉得要求三个等级联合也必定是贵族拖延时间的策略。但是，他们这样想，绝不是因为有人在散播“贵族阴谋论”。相反，他们有自己的理由，生活环境、社会经济问题、政治环境以及一贯以来的传统，无一不让他们相信贵族阴谋。他们的生计从来没有保障，可以说，政府除了征税，从来也没关心过他们。农民从来就是“自生自灭”。底层人——这一称呼没有贬义——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他们自己保护自己，有错吗？为了几粒谷子拼命，难道不行吗？更何况，这场革命是由贵族发起的，他们能相信这些好吃懒做，只享受权利，不再承担义务，故而让人更生厌的贵族会主动放弃他们的权力？为了保命，他们难道不可以先发制人吗？所以，轻信，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死亡边缘，恐慌中的行为是他们保命的手段。

所以，勒费弗尔以逾十年之功，证明的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也不是仅仅为了还原事情真相，而是另有深意。他推翻“人为阴谋论”，意在重新还原农民心态的合理性。他充分考量形成此种心态的内外因素，目的是说明农民的所作所为，不应看做闹剧，而是有充分的正当性。他也要为农民“平反”，因为既然社会经济是农民形成这种恐慌心态的主要原因，那么大恐慌导致的骚乱和无序，罪不在农民，而在社会。

除此之外，勒费弗尔还有更深的考虑，这关系到革命的阶段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转型。在本书中，他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几场。这个观点在《1789年》 （中译本《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法] 勒费弗尔著，洪庆明译，格致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中得以深化。勒费弗尔认为，大革命一共有四个阶段，依次发生，分别是贵族革命（1787）、有产者革命（始于1788年8月高等法院公布三级会议具体形式）、城市革命（始于攻占巴士底狱）和农民革命（始于大恐慌）。这四个阶段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大恐慌》中特别强调：正因为革命起源于贵族，所以第三等级的反应才会如此激烈。四阶段的理论非常重要，这解释了两个核心问题，首先一场开始不过仅限于上层精英的革命是如何扩展到整个国家，其次一开始不过是“贵族反动”的革命是摆脱传统与保守，迈向激进与彻底，即改革到革命是如何转变的。在这两个转变中，农民都至关重要，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占全体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参与，法国大革命谈不上是整体革命。但是，这些盲目、自私、目光短浅的农民如何推动了革命进程？传统的做法干脆把这些与现代政治社会无关的农民排除在大革命进程外。勒费弗尔没有这么做，根据他的分析，大恐慌就是农民参与革命的开始，而且是一段从传统孕育现代的过程。农民的参与革命是被动的，因为要不是庄稼受损，他们也不会起来反抗。他们参与的方式也是传统的，这和扎克雷（jacqueries）区别不大，但是这次行动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促成第三等级团结，孕育民族意识，间接推动“八·四法令”诞生。所以，《大恐慌》不仅证明了农民行为的合理性，也给了农民在这场现代革命中以应有的位置：他们尽管可能没有变成有自觉意识的新人，他们的行动也是传统，但是他们的确帮助摧毁了封建制度，有力推进了革命。

下面想谈谈勒费弗尔为什么要从心态史角度研究大恐慌。彼得·伯克认为，勒费弗尔写此书，很可能受到了布洛赫的影响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26页）。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充分，也降低了《大恐慌》的价值，好像勒费弗尔写这本书是为了尝试运用新方法。实际上，他早在1920年的文章中就指出，要理解经济问题，必须要关注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态度和心理。《诺尔省农民》也涉及农民的物质生活、教育、舆论等文化现象 （Georges Lefebvre,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Bari: Laterza, 1959，第一部分第九章）。而且，在勒费弗尔看来，文化和心理不是补充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对社会经济变迁有很重要的影响。《诺尔省农民》中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农民，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以及集体习俗的不同，导致他们对革命时期财产转移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程度不同，以至于影响革命后村庄财产结构。我想，勒费弗尔之所以会注意到文化心理的作用，原因在于农村的文化习俗相对稳定，这与革命时期的积累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财产改革形成鲜明对比，两相对照，更容易突出以下问题，即剧烈的外界变化如何冲击相对稳定的“精神状态”（état d’ésprit），后者又是如何接受前者。勒费弗尔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所以他能发现，在革命时期财产被塑造为绝对权力，但是农民从来不这样想，他们接受转让“国有财产”（即从流亡贵族和未宣誓教士没收的土地）的方式始终与村庄共同体权利联系在一起，至少在他研究的诺尔省就是如此。

所以，勒费弗尔尽管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但是对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解从来不是僵化的，更不是静态的。他认为，阶级既是财产关系，更是人和人的关系，经济史除了关心数据外，还应当关心“那些面对经济事实（faits économiques）的人，他们有什么反应么，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安，内心的信任，怒火或者是满足” （Georges Lefebvre, “Le mouvement des prix et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4e Année, No. 82 [Juillet-Août 1937], pp. 289-329）。在当时，社会经济史是新史学的重要研究议题，是史学科学化的实验室。作为新史学的代表，西米昂抨击传统史学三个“偶像崇拜”（起源崇拜、政治崇拜和个人传记崇拜），认为科学史学应当抛弃个人而分析社会，应当抛弃偶然性而研究重复性。他的价格研究充满了数据和曲线，因为这代表了严谨与客观。但勒费弗尔对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史研究很不满，他在一篇批评西米昂的文章中指出，说他的书中完全看不到“看不到活生生并忍受生活重负的人” （Lefebvre，1937）。与此不同，《诺尔省农民》尽管也有大量的数据 （第一版诺尔省农业200页表格），但是却把誉为一部“最真实、最鲜活的社会与历史” （Philippe Sagnac,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près un ouvrage récent lefebvre,” Revue du Nord, tome 10, n°40 [novembre 1924], pp. 305-314.）。

勒费弗尔的历史研究从不忽视人，更不忽视人的情绪和心理，《诺尔省农民》如此，1956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也是如此，《大恐慌》更是如此。认真阅读，你会发现这本书分析经济问题的方式很特殊，基本不用经济数据，更不用抽象概念，分析财政危机，也看不到长串财政数据。他分析社会经济，用的是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分析，是“以情动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展现的“最真实、最鲜活的社会与历史” （Sagnac，1924）。试读中译本11-12页上几行文字，读者很容易会被打动，能切身体会到农民的不易，几乎会忘记时空之隔。民众怎么可能理解那些抽象的经济术语呢？他们也完全无从知晓财政赤字，他们当然感受到生活的不易，但靠的不是经济理论，而是生活经验（experience）。我们不也是一样吗？老百姓中有多少人理解猪肉涨价的全部原因？而且，哪怕再细致、再准确的经济数据和社会学概念也无法编织出不安、恐惧、仇恨这些情绪。放回史学史的角度，《大恐慌》是对“史学科学化”的讽刺，因为勒费弗尔完全用被新史学所不屑传统的叙述方式，而不是分析方式，来表现新史学青睐的社会经济史课题。

当然，大恐慌这个现象也很特殊，这是勒费弗尔选择心态分析的第二个原因。因为，在恐慌中，推动农民行动的直接原因，既不是现实因素，更不是某件真实事情，他们对付的不是粮官或税官，也不是实际存在的敌人，而完完全全是他们的想象。农民从革命一开始就害怕贵族会报复，渐渐地越来越担心，直到最后他们坚信贵族一定会反攻倒算，于是在民众想象中，贵族阴谋成了确凿无疑的事情。“他们之所以亲信，是因为他们都在等着它发生。”但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等于没有价值，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事情，和真实的事情也能影响人的行动，影响历史发展。这是《大恐慌》的重要洞见。在之后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中，勒费弗尔将这一洞见拓展到他对整个革命的研究。

勒费弗尔认为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来源于对恐惧的非常原始但十分强烈的反应，一开始恐惧对象主要是贵族阴谋。这种心理有两个特点，首先是“预防性”（prévenitif），简单地说是因为恐惧，所以觉得必须要先下手为强。其次是“镇压性”（répressif），可以理解为在胜利后，必须让恐惧的对象受到惩罚 （勒费弗尔，2005，419页）。这两个特点在大恐慌中暴露无遗，农民们一旦看到盗匪出现的“苗头”，就会率先行动，此为“预防性”，他们烧毁地契，恐吓领主，是为镇压性。这两点构成了勒费弗尔对革命恐怖的精彩解释：真实的危机与恐怖的强烈程度未必成正比，因为有“预防性”一面，恐怖可能提前，因为有“镇压性”的一面，恐怖也可能在危机缓解后持续一段时间。这就解释了很多问题，比如简单来看，1794年夏初救国委员会颁布牧月法令，加速审判，毫无现实意义，因为此时内外危机早已缓和。傅勒曾因此抨击勒费弗尔为代表的经典解释。殊不知，随着危机解除，恐怖统治便会迅速撤销，因为得“秋后算账”，“镇压”可能会延后。所以，心态就是一种现实，正因为有心态的作用，所以现实和行动之前总会出现不对称的关系。

几点商榷

《大恐慌》出版近一百年了，但是学界关于恐慌的新研究并不太多，在史料与细节方面对勒费弗尔的修正更少。不过，如果从整体上看，我觉得还是有几点可以商榷。

首先，勒费弗尔对1789年夏初“市镇革命”谈得很少。熟悉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内克被免职，尤其在攻占巴士底狱消息传开后，外省民众就开始不听中央号令，自己行动，抢夺武器，官员逃走。所以，出现了权力真空，制宪议会还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国王也没法发号施令，地方政府也陷入瘫痪。这是大恐慌的背景。为什么他不谈？因为如果强调这一点，那么大恐慌中的农民实际上就成了“暴民”“乱民”，这就回到勒费弗尔所反对的传统偏见。那么，权力真空这个因素重要吗？我觉得至少不可忽视。1791年瓦伦事件后，法国情况和1789年夏天很像，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而且流亡在外的贵族的确开始征集队伍，准备打回法国。但是，没出现恐慌，除了去年收成不错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制宪议会很有威信，保持了威权的态势，第二已经组建了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卫队，秩序维持得不错。但这些因素在1789年都不存在。

第二，勒费弗尔认为大恐慌孕育了反贵族的情绪，也就是说从1789年夏天开始以“国民”自居的第三等级与贵族已经构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阶级。我认为，勒费弗尔强调这一点，原因在于他想从农民的骚乱中找到进步价值，尽管这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但却是他们行动带来的客观结果。不过，人们是否在1789年开始就认为要废除贵族等级，很难说。一方面，在勒费弗尔自己提供的材料中，农民真正把矛头指向贵族的并不多。另方面，近期的研究表明大恐慌中农民不仅对付贵族，而且对付一切他们厌恶的人，包括当地的教士和富农。塔克特证明，贵族阴谋论说法在外省不多见，只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比较流行。实际上，这两种观点代表了对1789年的不同看法。勒费弗尔认为这是革命的转折点，无论是对领主的仇恨还是对贵族的仇恨，都在这个阶段得以孕育。塔克特则不这么看，他觉得革命的情绪是在革命中慢慢诞生的，需要一个过程，1789年不是断裂，而是延续，当然延续中孕育着断裂，从《革命者的诞生：法国国民议会的代表及其革命文化的诞生（1789—1790）》直至最新的《恐怖的降临》 （中译本：《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塔克特一直都这么认为。这个问题从来都是革命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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