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四喜

「好像是我为青藏高原奉献了一辈子，其实是高原给了我一辈子。」

被称为「马背上的院士」，他用十余年高原医学研究，造就了青藏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奇迹。

与党同龄，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

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实现从「0到1」的突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过去的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拼搏、奋斗，涌现出一大批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一大批矢志进取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

2021年6月29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这是「七一勋章」的首次颁授。

29名同志中，医学领域的有两位，一位是被称为「马背上的院士」，造就青藏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奇迹的吴天一。

另一位是与党同龄、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的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辛育龄。

「马背上的院士」

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全线通车，望着曲曲弯弯攀山越岭的「天路」，吴天一笑了。

早在2001年，青藏铁路开建，面对这一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施工条件最艰巨、需要数万名工人在海拔四五千米作业的铁路项目，当时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他担任了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

吴天一说，「国家决定建设青藏铁路时，我激动了很久。因为我知道，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

在他的指导下，青藏铁路建起23个供氧站、25个高压舱站。他创新性提出「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建立起一系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

为了做好群防群治，他在铁路沿线作高原病防治知识的科普报告，撰写《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送到一线施工者手中。

5年间，14余万名筑路员工无一人因急性高山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后来，人们称吴天一是14万「天路大军」的「保护神」。

然而，这一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背后，是他「马背上」为研究奔波、艰辛的日子。

吴天一是塔吉克族人，一次他向记者调侃道，「塔吉克的好骑手？没错。我的马术比医术更出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21岁的吴天一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了青海。

当时很多支援青海的人，由于对高原病缺乏认识和防治措施，产生了大量高原病人，有的倒在高原，大多数人无奈返乡。

这让21岁的吴天一，深刻意识到，防治高原性疾病将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而当时高原环境对人体的影响、高原的特发性疾病，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较少。

1978年，吴天一创建了全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1980年，为全面掌握各种急慢性高原病，由吴天一带队，开始在高海拔牧区，调查牧民体质特征。从1980年到1990年，整整10年的时间，吴天一和他的团队骑着马、牦牛，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在藏族居住的高海拔地区进行研究。

十多年时间，吴天一和他的团队一直在马背上，仪器设备、发电机、也都在马背上。这段时间，他总是挑质量好的皮靴买，但还是挡不住两三个月要换一双靴子。

多年在高原的奔波和实验室实验，让吴天一遭遇了很多困难，曾多次死里逃生，全身14根骨头断裂；亲身实验氧舱，右耳鼓膜前后4次破裂，双眼在强烈的紫外线刺激下得了白内障。

因为眼睛安装了人工晶体，一到晚上，他的两只眼睛就发绿，他还调侃称自己有双「狼眼睛」。

即使是这样，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吴天一始终在青藏高原生活、科研、战斗，走遍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在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领域填补了世界空白，构建起高原生存安全的科学体系。

1997年，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在继1992年订立了急性高山病的国际标准后，提出要建立慢性高原病的国际诊断标准。

因为慢性高原病涉及的病理生理问题要比急性高山病复杂得多，1997年至2002年间多次国际讨论会上，各国专家分析较大，且都想拿出自己的标准。

就在各国为此争议时，2004年8月，吴天一代表的中国团队专家组从慢性高原病的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临床学几个方面为基础的慢性高原病记分量化诊断系统最为完整、科学和可操作性强，终于从各国方案中接纳为国际高山医学会的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也成为中国高原医学界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国际高山医学会已于2005年公布在世界范围内实施。

吴天一总觉得，青藏高原太浩瀚，他自己太渺小了。「好像是我为青藏高原奉献了一辈子，其实是高原给了我一辈子。」

与党同龄，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

望着灯关了，辛育龄妻子和儿女就下楼等着他。

家人叫辛育龄吃饭，打完电话后，妻子站在自家窗户口望着临研所五楼辛育龄工作房间的小窗户，灯关了证明辛育龄回来吃饭了。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的辛育龄，年过八旬后，他仍坚持每周出门诊，并参加科室查房。直到90多岁，辛育龄办公室的灯光仍然每晚亮起。

与党同龄，也在与党同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毅然决然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辛育龄被分到冀中卫生部，称为一名卫生员。1939年，他被派到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

炮火连天里，辛育龄看到白求恩带领团队连续69个小时工作，手术室里抢救伤员，这给他带来极大影响，认识到救死扶伤也是件崇高的事情。

1939年5月，辛育龄与白求恩并肩战斗，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白求恩同志光荣牺牲，给辛育龄以悲痛打击。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胸外科技术，5年后，掌握了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胸外科技术，果断回国，放弃部队的优厚条件，主动要求分配至位于北京通州的中央结核病研究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尚未建立胸外科，辛育龄牵头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22年间，培训班共为全国培养出3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辛育龄时常奔赴全国各地，帮助胸外科医师做手术，在他的指导下，40余家医院的胸外科建成。

改革开放之初，已到花甲之年的辛育龄，积极参与筹建中日友好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次年，辛育龄主动请求辞去院长，希望回到胸外科工作，更愿意专心做一名外科大夫。

在辛育龄的身上，白求恩精神体现极致。他总是说，即使病人在全麻的时候，也应该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开胸前总要把手套洗一下，让手顺滑，在触摸病人肺时，动作也极其温柔，能不用夹子就不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辛育龄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是中国人体肺移植手术第一人，在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创新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他总说，「病人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要不然怎么会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开，这是何等的信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