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黄小鹏

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市前三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6%，不仅较去年同期的8.1%、前年的8.8%出现明显下降，而且也低于邻近的广州，特别是第三季单季GDP、进出口、消费、财政等数据比较难看，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笔者一向对GDP崇拜不以为然，对深圳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来说，更不宜盲目追求GDP总量，尽管如此，对目前的GDP增速走软现象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回顾历史，深圳经济甚至深圳这座城市经历了好几波唱衰和唱好的循环。第一波出现在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专享政策结束之后的1996年。很长时间内，人们认为深圳的发展靠的是“吃小灶”的政策倾斜，优惠政策取消叠加中央政府更重视上海，深圳何去何从引发纷纷议论，这一情绪的顶峰是2002年《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的流传。

第二波担忧出现在2004年，其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上升周期，资源省份、资源城市（如山西、鄂尔多斯等）和重化工业城市经济光彩夺目，深圳出于对被边缘化的担忧，提出产业结构适度重工业化，但相关政策基本失败。

第三波担忧发生在2010年，在“四万亿计划”之后各地大干快上、铺摊子的浪潮中，深圳GDP总量有被天津、苏州超过的势头，紧迫感、危机感在一定范围内扩散。

第四波是2018-2019年的唱好之声。2017年深圳GDP总量超广州，全国排名进一位；2018年超香港，成为大湾区冠军。一时间媒体宣传不断，大有将深圳推上神坛之势，最狂者更以“宇宙中心”寄望之。

这些唱衰最终没有阻碍深圳的崛起和进位，我们不难从中得出几点结论：第一，深圳的壮大并非靠中央倾斜政策，尽管优惠政策在发展早期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二，境内外的各种经济波动和产业变迁，会经常性地冲击深圳，影响其相对地位，令其紧张，这种危机感是宝贵的，但当政府想以产业政策去应对的时候，反而很难成功。第三，深圳发展最宝贵的因素是公平市场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业、创新精神，是政府对市场边界的相对尊重。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面对当前的经济下滑既不能靠中央政策，也不能靠政府太有为。

高度外向型城市经济受外部环境影响数据短期变差，其实并不可怕，过去，深圳凭着高度市场化的机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似乎不只是过去的简单重复，支撑深圳过去30多年发展的一些积极因素有所消退，消极因素则有所抬头，这是最应引起警觉的。

持续的房地产和金融投机活动抬高了整个城市的运行成本，威胁着产业结构的健康，这方面香港的教训是深刻的。20年来，香港GDP总量增长相当不错，人均GDP也有明显增长，但产业结构畸轻畸重引发了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制造业几乎全部流失，金融、房地产行业企业利润丰厚，从业人员收入也高，但毕竟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受益，未从这些行业获益的人生计改善不大，如果考虑住房因素的话，大部分行业从业者的生活可能更艰难了。

目前深圳的产业结构还算理想，但虚的成分有膨胀的趋势，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非常必要，但从媒体上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骄傲的迹象，不再像往昔那样充满危机意识。例如，作为高度外向的经济城市对眼下情况本应该有所预知，但2018年来的舆论唱好之声营造了过度乐观的气氛，很多人真以为深圳有金刚罩，能百毒不侵。

投机活动最大的危害是抑制一座城市草根的、内生的创业精神。深圳确实有一批运行机制最市场化、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大多数是30年前、20年前或10年前创立的。今天的年轻人与30年前、20年前的价值观有何不同，理想与目标有何区别，做一项这样的调查也许有必要。

面对经济增速下滑，政府不必太过紧张，不必太有为，因为改变外部环境在一个城市能力范围以外，用力太大恐怕会适得其反，就像过去那样。政府的核心使命是维护这座城市的命根子——市场精神和创业创新精神，千万不要为了硬拼GDP而做得过多。深圳过去克服困难，都是靠市场精神和创业精神，如果能营造好的环境，让这种精神保持下去，在爬坡过坎后一定会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