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战停战100年 西方的反思为中国设下一个陷阱

这是一个让中国躺枪的危险类比。。。。。转眼就是一战停战100年纪念日。这场由欧洲列强挑起的完全非正义的帝国争霸战，制造了空前的人类浩劫，并直接导致二战的爆发。今天的世界正是在这两场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对一战的反思，贯穿了这100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它的反思也在逐渐淡化。它留下的惨痛教训也逐渐被世人遗忘和忽略。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完全不恰当的更是危险的类比或联想，在西方舆论中冒出来。

尤其今年是一战停战百年，这样的声音相对更多了。中国正是西方对一战错误反思的躺枪者。1陷阱简单地说，就是将中国类比成百年前的德国，把中国描述成一个不择手段的挑战者。并把今天的亚太类比成百年前的欧洲。历史的复杂性在于，非得做类比的话，总能找到很多相似处。但世人多无暇去深思其中的似是实非之处。这种简单而错误的类比，不啻于在世界浅思考的普通人心中打下一个令人畏惧的中国形象。无疑，这个类比是一个危险的陷阱。

1918年11月10日，柏林市中心的示威民众当年10月，奥斯曼帝国已经宣布停战投降，奥匈帝国甚至宣告解体，并在11月3日与协约国签订停火协议。德国国土虽然没有受到战火的直接波及，但是却也因长年战争导致经济凋敝、民怨四起，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德国人数量高达70万。11月11日，德军代表与协约国代表在法国贡边森林签署停战协议，正式终结了造成1500万人身亡、2000多万人受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里所隐含的逻辑，有三条：第一，一种国际秩序一旦形成，就不应该去改变；第二，既存国际秩序的崩溃，一定是来自于新兴国家的挑战，守成国家对此没有责任；第三，造成既存国际秩序瓦解的新兴国家，其行为是不正义的。但这些认知所有意无意忽略的是，当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区域或新态势出现时，一味固守一种生成于旧的世界态势的国际秩序，那些新出现的国际问题和挑战，如果难以在现存机制下化解，该怎么办？

其实，对英法后来书写的一战历史，早就有人提出了不同观点。一百年前曾经参加过巴黎和会的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满怀失望，愤而著述了一本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法国的自私自利和短视行为大加鞭挞。他认为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一种新的欧洲场景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欧洲的那些守成国家们未能放下成见，尊重新兴国家的利益需求，吸纳新兴国家共同对欧洲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造。

1882年5月20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维也纳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在未来战争中三国要相互支持。而中国坚持的原则是“结伴不结盟”，中国没有军事盟友。此外，当时的德国确实有些咄咄逼人，德皇威廉二世低估了对方力量，同时又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例如，1913年夏天，他与奥匈帝国领导人会晤时多次扬言：“只要我和你们在一起，其他国家便都无足挂齿”。

皇帝威廉二世（中）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刀哥觉得最大的经验和教训在于：第一，人类政治进程跟不上经济进程，进而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是经常性现象。很难说这是某些人或国家的错误选择造成的结果，而更可能是历史参与者们共同作用下带来的。就像我们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第二，国际权势在一个时间段是会不断流变的，这同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试图强行阻止这一进程，必然酿成大祸。

第三，当新的历史转变发生时，所有参与者都应审慎辨析自身行为的限度，要在相互理解承让中形成新的合作关系，共同化解挑战。历史有时会给人类生活出些大难题，但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在“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时间内曾化解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困扰工业化国家的那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