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摄影：H. Armstrong Roberts/Getty

人心里似乎住着一个恶魔，在其哄骗之下，我们不仅对自己的财物心有戚戚，更会为追求物质财富铤而走险。似乎我们才是被占有的那一方。

1859年，450名淘金客乘“皇家宪章号”蒸汽船自澳洲返归利物浦，于威尔士北面近海遭逢沉船事故。这一悲剧与其它无数海难的不同之处在于，船上许多人腰包里满是黄金，因离家仅咫尺之遥而不愿舍财求生。人类对所有物（possessions）的迷恋尤其强烈，且不时有非理性成分。每年都有车主在阻止偷车贼行窃时被杀或受重伤——没人会在冷静的情况下选择如此。人心里似乎住着一个恶魔，在其哄骗之下，我们不仅对自己的财物心有戚戚，更会为追求物质财富铤而走险。我看我们才是被占有的（possessed）那一方。

当然，物质主义和占有财富都是强有力的动机。绝大多数人想必都同意据称出自演员梅·韦斯特（Mae West）的一句名言：“我富过也穷过——相信我，富是更好的。”但我们在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后却仍会继续追求更多的东西——为什么？

一个常见现象是，我们喜欢以占有物的形式来展示自己的财富。1899年，经济学家索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观察到，银汤匙乃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标志。他创造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个词，以形容人们在功能一致的情况下倾向于购买更贵的东西并藉此凸显自身地位的行为。其理由之一来自进化生物学。

大部分动物都会为繁殖而展开竞争，但战胜对手也得冒受伤或死亡的风险。一种替代性的策略便是夸示自己的好，以吸引异性与自己而非竞争对手亲近。许多动物都进化出了一些夸示自己适宜于担当潜在伴侣的特性，譬如色彩鲜艳的羽毛和精美的角等附属物，又如形式复杂、用心良苦的求偶仪式等铺张奢华之举，后者是“信号传递理论”（signalling theory）里的标志性行为。鉴于繁殖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存在不均，该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雄性的外表和行为一般比雌性更加花哨。这些特性也有其代价，但一定是利大于弊的，若没有任何益处的话它早就被自然选择过程淘汰掉了。

鲜艳的羽毛：求偶时的极乐鸟

遗传系统的健壮性（genetic robustness）就包括在这些益处里。昂贵信号传递理论（costly signalling theory）解释了这些明显有浪费成分的特性何以是彰显其它可欲性质的可靠标志。雄性孔雀就是为传递信号而不惜血本的鼻祖，其华丽的扇形尾羽就是为了向雌性孔雀表明自己拥有第一等的基因而进化出来的。针对这一颇为可笑的附属物，查尔斯·达尔文在1860年写道：“我一看到孔雀的尾羽就觉得恶心。”理由在于它不符合适者生存的原则——这种尾羽不仅超重，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来生长及维系，且与维多利亚时代带有大型裙撑的长裙很相像，过于叠床架屋，非流线型结构，不利于灵活运动。然而，即便不惜代价地展示羽毛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不利，它们仍象征着某种遗传优势，因为能支撑起华丽尾羽的基因也拥有更优越的免疫系统。

男人和女人都进化出了一些宣示健美的生理特性，但我们更能借助于技术，以物质财富的形式来展示我们的优势。最富有的阶层通常也更长寿、有更多的子嗣并且在生活中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被财富深深吸引。失意的司机更可能在一辆破车而非跑车上按喇叭。身着名贵衣装等财富象征的人更可能得到优待，也更易于吸引伴侣。

除物质丰富象征着繁殖潜能之外，追求财富还关乎一个强有力的个人性理由——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于1759年提出：“富人因富有而倍感自豪，因为他感到这些财富自然地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他身上。”物质财富不仅能带来更舒适的生活，更能使我们从他人的仰慕中获得满足感，财富让人感觉良好，奢侈消费可以点亮我们的大脑里的愉悦中心。如果你想着你在喝很贵的葡萄酒，它不仅会更好喝，大脑里与愉悦体验有关的评价系统也会更加活跃，当你认为酒很廉价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效果，哪怕酒本身一模一样。

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在斯密提出上述论断的100多年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又指出，我们的自我并不限于身体和心灵，还有一切我们可以宣称所有权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物质财产。后来营销大师罗素·贝克（Russell Belk）将其发展为了“扩展性自我”（extended self）这一概念，他于1988年提出，我们从很早的时代就开始运用所有权和所有物等概念，藉此来塑造认同和确立地位。“我的！”乃是咿呀学语的孩子的常用词之一，托儿所和游乐场里80%以上的冲突都是围绕玩具的所有权展开的。

“我的”：托儿所和游乐场里80%以上的冲突都是围绕玩具的所有权展开的

因为年龄渐长（以及律师的存在），我们发展出了解决财产纠纷的更复杂手段，但作为我们认同的扩展，与自家财产的情感联系依旧存在。例如，行为经济学里最稳健的心理现象之一就是禀赋效应（endowment），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杰克·尼奇（Jack Knetsch）于1991年首次公开了这一发现。这种效应有许多版本，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同样的东西（譬如咖啡杯）在我们眼里的价值是相同的，但它有了主人以后就不一样了，主人会认为自家咖啡杯的价值要高于潜在买主的出价。颇为有趣的是，这一效应在推崇更加独立的自我构想（self-construal）的文化里更为突出，而在推崇相互依赖型自我观的文化里则较弱。这与前文谈到的扩展性自我概念相符，即我们拥有的外在物品定义了我们之所是。

一般来说，禀赋效应要到六七岁的时候才会在儿童身上出现，但2016年我与同事的研究表明，如果你有意让孩子透过简单的图画-肖像操作（picture-portrait manipulation）来构想自己，那这种效应便会出现得更早。值得注意的是，禀赋效应在坦桑尼亚的哈扎（Hadza）部落里相对较弱，该部落为当今仅存的坚持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部落之一，物品的产权大多为公社所有，其运作模式遵循“需求-共享”（demand-sharing）的逻辑——如果你得到了某样东西而我需要它，那就把它给我。

贝克也认识到，在我们眼里最能代表我们自己的所有物，乃是那些我们认为最具魔力的东西。已经有了感情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且通常还关乎某些不可移易的、定义着它的本真性的属性或本质（essence）。从柏拉图的“理念”（form）开始，赋予同一性的便是本质。鉴于我们认为物理世界里充满了这种形而上的属性，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在人类心理学里也几近泛滥。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看重艺术作品的原作，而非一模一样或无法分辨的复本，还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拿到一本详细记载其疯狂的希特勒个人传记时会很高兴，但捧着他的个人食谱——对其罪行只字不提——却会反感。本质主义这种性质令你的婚戒变得无可取代。并非每个人都会承认自己是本质主义的，但最激烈的财产争执便基于它，由此财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并成为了我们认同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所有物就不仅是面向他人的信号，也提醒着我们自身之所是，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它还表达了我们对本真性的需求。

作者Bruce Hood系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实验心理学学院教授，学术特长为社会中的发展心理学，著作包括《超感》、《自我幻象》、《驯化了的大脑》和《被占有》。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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