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成都上空警笛长鸣，在书桌前写作的阿来突然停下来，在笛声里泪流满面。这是他的写作第二次因为地震而中断。

10年来，汶川的新建筑拔地而起，新生活徐徐展开，但阿来却看到余震仍在继续——死亡太过突然让人难以接受，生者无法摆脱创伤。

他把这些感受融进文字，在整整10年后的警笛声中，终于开始书写属于阿坝、属于嘉绒藏区的地震故事。

“如同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棣花古镇之于贾平凹，嘉绒藏区也是阿来创作的灵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学者丹珍草说。嘉绒藏区是阿坝州中部、南部，以及甘孜州和雅安地区的各县，那里生活着嘉绒藏人。

阿来认为，无论对一本书还是一个人，故乡的土地都过于深广，那里“江河日夜奔流，四季自在更替，人民生生不息。”

不仅是地震，政治、经济社会变动以及外来文明对藏区的改变，始终是阿来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他写过政权更迭下的土司制度、商业和现代化潮流下的嘉绒乡村、大地震后的藏族人民。小说《空山》出版时，他写下这样的文字：“我关注的……是时代剧变时那些无所适从的人的悲剧性的命运，悲悯由此而产生，这种悲悯是文学的良心。”

灾后救援

2019年1月《云中记》出版后，阿来松了一口气，之前被警笛声打断的写作又能继续了。故事的主角是真实存在过的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他曾在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进行科考、探险活动。阿来也数次前往木里，追随洛克的脚步，并阅读了大量博物学书籍。“很多人评价，我越来越靠近一位博物学家了。”阿来说。

然而他的思绪依然不时被拉回11年前。

阿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尘埃落定》《空山》《云中记》等。李冬 摄

2008年5月12日下午，阿来在成都家中埋首写作《格萨尔王》，思绪在神魔交战的传说中穿梭。突然之间，窗外楼房摇摆，脚下地板晃动，他用了几秒钟的时间确认，这并不是大脑因神话产生的幻觉，而是大地真实的震颤。

两小时的混乱后通讯恢复，新闻如潮水涌入，阿来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他与作家麦家、杨红樱一起发起了捐款倡议，随后开车前往阿坝州首府马尔康市开户。

途经汶川，两小时的近路断绝，只能绕行800公里山路，开车要两天。路上飞石直下，砸在车上，靠近灾区时，道路变得越来越扭曲狰狞，四处都是倒塌的房屋，伤亡的居民。

“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他在短文《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中写道，“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着那些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陷脚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地震三四日后，阿来终于接近了震中映秀，在一个小乡镇，他看到废墟中搭起一个小棚，棚中的人繁忙进出，其中有一张熟悉而憔悴的面孔。

那是阿坝州的一名干部，阿来的旧友。在救援队伍开进灾区前，他安排手下不多的人员将当地群众和惊慌的游客疏散到了平阔安全的地带，又到超市、商铺收集物资，将不多的食品、水分发给幸存者，并组织有能力的人展开救援。

阿来说，后来的数年他多次见过这位干部，对方很少提及地震时的指挥工作。“当地的干部都是这样，觉得外面的人来救援是有功劳的、要感谢的，但自己做的这些都是分内事。”阿来说。

见到老友，阿来迎上去，“家里人还好吗？”不想对方的眼圈马上红了，朋友说，对他而言，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救灾指挥，尽管家人就在震区，但他不能也不敢打探，不想听到家中的噩耗。

“他说兄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然后抱住我开始痛哭。”阿来说，朋友几天没休息了，现场又都是下属，不能哭，“我是唯一跟他没什么上下级关系的人。”

最让朋友沮丧的，是30多年的建设毁于一旦。“他说我从普通干部做起，不说自己有多大贡献，但乡村的道路、桥梁，都是我看着建起来的，一夜之间被抹没了。他指着一座断桥，说当年那就是他主持修的，这辈子觉得有点价值的东西都没了，这比家人去世还让人难过。”

在震区，阿来看到了更多的基层公务员，很年轻。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他们被派到各个乡镇、村落，统计伤亡状况，参与和指挥救援。

所有这些人被阿来融会成一个形象，写进了小说《云中记》，成为乡长仁钦的原型。在书里，这个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震后徒步走回自己生长的村落，统计伤亡人数，指挥救灾，累到昏厥又醒来，才想起寻找母亲。

心灵的废墟

阿来至今记得震后快一周时，他在映秀到汶川间的一个小县城里参与救援的情形。

当时天气很热，志愿者们戴着口罩以隔绝腐烂的味道。他们爬上巨大的水泥废墟，却发现地面沉降，已将塌掉的楼宇吞了大半，露出地面的部分里，庞大而破碎的水泥碎片必须挖掘机才能清理，徒手根本无法搬动。阿来和志愿者只好一点一点扒开碎掉的砖头、小块的水泥，却看不到任何生命的痕迹。

接连几天的救援，让所有人疲惫不堪，同时伴随着深深的无力感，守在废墟边的等待奇迹出现的家人已经哭不出声音了，那天晚上，人们决定休息。

但远处的一台挖掘机还在工作，不是在救人，而是在为已经找到的遗体挖出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阿来曾在一个讨论会上回忆当年的细节，他指着两张会议桌间的空隙——那是一个两米多宽的深坑，一层遗体，一层石灰，一层土，再一层遗体。

那天晚上，伴着挖掘机的声响，阿来回到车里，把一盘莫扎特专辑塞进音响。在寂静的夜里，悲壮的《安魂曲》响起，有人悄悄走来，听一阵又悄悄地走开。下了几天雨的天空忽然晴了，阿来想，如果真的有灵魂，那会儿，他们中的一些可能已经成了夜空中新的星星。

后来写《云中记》时，阿来常常一遍遍播放《安魂曲》，那个挖掘机夹杂着交响乐的夜晚在他心中不断重复。在小说里，想要寻找母亲的乡长仁钦，被村民指引着找到了那块砸中母亲的巨石。他甚至无法找到母亲的遗体，只好在巨石前长久肃立。

2008年5月，作家阿来等人参加图书签售义捐活动。图/视觉中国

现实中的生者，也在以各自的方式缅怀逝去的亲人。

一位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后，重新成为母亲的女人告诉阿来，她曾经十分渴望新生命的诞生。可后来的孩子出生后，她却担心自己忘掉之前在地震中死去的孩子。

一个年轻女人在地震中丧偶后，重新组建了家庭，每时每刻都感觉自己是一个背叛者。她告诉阿来，自己再婚后只有一次性高潮，但她突然想起了死去的丈夫，为自己的快乐羞愧不已。自此，她再也没有享受过性爱。

“亲人病故，会有时间准备；感情破裂，会有时间走向下一个。但是你没准备，就会永远觉得原来的更好，甚至连肉体上的享受都像是罪过。”时常活在这样的氛围里，阿来也很难受。他要每隔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会去同一个重建后的灾区回访。

他并不确信灵魂的存在，却感到现实中逝去的人也如同影子一般盘旋在新生活的上空。在幸存者们面前，他话不多，但共同经历过天灾的人总有些生死之交的意味，不必多问，话题便会回到大地震。

但他至今没问过那位地震时指挥救灾的朋友，是否有家人罹难。他不敢。他发现地震后，灾区官员患抑郁症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2008年、2009年，北川农业办公室主任董玉飞、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相继自杀。

两人的共同点是，儿子均在地震中去世，但震后紧锣密鼓的重建推着他们向前走，甚至顾不得伤感与怀念。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在博客里写下，“悲伤成为剪不断的流水，不停地从心灵的河畔流过。”

在社会剧变中书写故乡

在嘉绒藏区的变革中，汶川地震大概是最猛烈、最暴戾的一次。但无数或缓和、或漫长的改变，始终在这片汉藏通商之地交会上演。

1959年，阿来出生在阿坝州马尔康市梭磨乡的马塘村，父亲是回族，母亲是藏族。

生长于斯的阿来，有一张黝黑的面庞，声音低沉，语速缓慢，可一旦饮酒便载歌载舞，藏族、羌族、汉族的民歌张口就来。

上世纪60年代，阿来在那个海拔3000多米的小山村里度过童年，人们常常围着火塘，在微弱的火光里讲述山神的传说。

“在当地苯教的传说里，山神好战，就只管战争，没有那些保佑山珍出产之类的世俗的作用。”阿来说，那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几乎与世隔绝。人们在这里采菇做食，伐木造屋取暖，各种劳作只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

到了70年代阿来读中学时，山里的商业氛围开始浓烈起来，一种叫做虫草的东西被宣传得神乎其神，商人被吸引进来，进山收购虫草。从那时起，阿来跟着大人一起上山采集虫草，补贴家用。当时的虫草还未炒到天价，六七毛钱一根，阿来在草地中寻找山珍——这一根给老人买药，那一根给妹妹买礼物。

后来，采集山珍的经历成为《山珍三部曲》中《三根虫草》的背景。书中的少年拿出三根虫草，只想换一部百科全书。“那时候的痛苦是由贫穷带来的，很具体，你只会想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成年后，阿来走出了马塘村，明白了家乡在以怎样的角色参与整个世界的利益分配——普通的蘑菇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商品，虫草从药物变成权力交易中的筹码，而一种香气独特、纹路扭曲的岷江柏，则在人们将太行山上稀有的保护植物崖柏砍光卖净之后成为下一个猎物。

他曾迫切地想要逃离故乡，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就考上了马尔康师范学院，然而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更偏僻的乡村学校，逃离始终未能成功。“如果一辈子都跟故乡是想逃离而未能逃离的（关系），就是个悲剧。我要重新认知故乡，不能局限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院、那个村庄。”在一次演讲中，阿来说。

30岁的阿来开始以脚步丈量阿坝州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从乡镇走到农村，与土司后裔、普通乡民对谈，在旧书摊和资料馆里翻找陈旧的县志史料。童年的传奇终于被编织进宏大的历史，《尘埃落定》在1998年出版，讲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走向没落的土司制度。

此后，嘉绒的剧变成为阿来作品的主题，相较于《云中记》中地震带来的痛苦与新生，其他改变则来得更加缓慢。《空山》描写了一个村庄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适应的过程，传统剧变，神龛被贴上红纸，左边“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右边“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山珍三部曲》将时间轴后移，关注改革开放后，消费主义为乡村带来的新变化。

多年来，陪伴在阿来身边的是各种各样的书。李冬 摄

在阿来看来，他的作品不仅是在描写藏区，也是在表达当下中国人和中国乡村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在研究剧变时代的人。“我们先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些与世隔绝的村落开始面对外面的世界，他们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付出怎样的代价？”阿来说。

在经济开放与文化融合方面，他认为应该积极入世，但同时，他对未能跟上融合与发展的人群与地区心怀理解与悲悯。“那些传统的、旧的生产方式虽然显得落后了，但其中合理的不能丢弃，比如尊重自然、不要竭泽而渔。”阿来说。

在山珍几近耗竭时，一些村庄主动发起了村规民约，比如不在生态更脆弱的春季采集，减少频率和数目。“人们本来就有一套朴素的和自然相处的伦理，渔猎采集的时候会节制，现在这些意识又在恢复。”阿来说。

同行者说

麦家（著名小说家、编剧，代表作品《解密》《风声》《暗算》等）

1995年，阿来在阿坝，我在成都的部队，有一次他陪《当代》的编辑来成都，我是文学青年，请他们吃饭，就认识了。

当时《尘埃落定》还没有出来，他也没给我留下突出的印象，等《尘埃落定》出来，我就忘不了他了，这是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品，谁不认可它，我就有理由不尊敬他。2000年后有次听说他生病了，我得知时他已经出院，但还是买了鲜花去办公室看他。我看的不是主编或茅奖得主，而是《尘埃落定》的作者，这个作品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一直想寻机会表达这份敬意——所以作家的尊严是建立在作品之上的。

他出门总挎着大相机，摄影包里配齐长短镜头。他拍花，很细小的花，不拍花一样的女性。他对野花的迷恋，让我想起他是草原上来的人，离开家乡久了，他就用这种方式“移情”。他以写诗步入文坛，诗里对大自然、对花草杂木、对天高云淡的高原景致有丰富细腻的表达，他的小说也充满诗情画意的。这是家乡给他的馈赠。

有人对阿来个别作品有些误读，认为他过于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在书写家乡，我想这一定让他很伤心。如果冷静客观地阅读他的作品，你终会发现，阿来是他家乡那片土地最踏实的信徒，也是最高尚的使者。

作为人，阿来肯定有缺点，但对我，他是个完人。阿来拓宽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疆域。中国当代文学一度像我们土地上的作物一样，大面积的稻谷麦田，品种太少了，需要丰富品种——从这意义上说我觉得我和阿来殊途同归。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这一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东西是什么？

阿来：各种各样的书。文学经典是永远的，阅读是从未停止过的；还有不同题材的东西，需要不同的知识，写地震需要地理，写生态需要博物学，还包括政治、经济，书写的内容牵涉到方方面面。

新京报：这一路上，你坚守的东西是什么？

阿来：是文学向善的功能。古代的哲学家不约而同地认为，美和善是一致的，至美则至善，至善则至美。文学是要让大家彼此了解，沟通，这是文学最终的使命，让人融合而非分离，让人友爱而非仇恨。

新京报：未来的道路，你期望是怎样的？

阿来：我个人能达到什么，并不确信。唯一让我有点信心的，是我一直在踏踏实实地工作，写作和阅读，在广阔的世界行走，就是我的工作。憧憬未来，不如现在做好工作。

新京报记者 庞礴

编辑 滑璇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