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可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导读】美国大选日益临近，由于大选可能对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舆论对其结果予以高度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选是美国政治的重要环节，却并非全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另一股涌动的潜流——各种大型基金会，事实上对美国政治运作起到了隐秘而巨大的作用。

本文深入分析了美国“科学公益”及大型基金会的历史渊源、演变过程及其在政治、社会中的功能。不同于中国本土基于民间信仰的慈善形式，美国科学公益的出现与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进程重叠，崇尚客观，强调高度的组织效力。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家构建时间短，政府功能在多个领域匮乏，科学公益恰恰在其国家构建的关键时期介入其中，成为其社会的有效组成部分。

而隐于科学公益背后的大基金会，长期以来是一种以精英社会力量“替代国家”的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准国家”形式，成为与美国权势集团的政治风格相一致的、重要的权力容器和政治交往场所，在美国政局中具有抑制政治极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效应。

本文为敦和基金会委托修远基金会的“中国公益实践与理论的本土化转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致谢。文章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10月刊，此为全文版，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作为20世纪美国历史枢纽的科学公益和大型公益基金会

慈善或者公益可以宽泛界定为：用于公共和利他目标的私人赠与。乐善好施、扶危救困、崇公尚义、以私济公，作为社会行为和道德倡导，可能存在于所有的文明传统和历史时代当中。现代世界，内涵超越了“慈善”的公益行动和公益组织更是随处可见，在许多国家是“公共领域”的重要因素、公共生活的活跃成员。

但是，有巨大规模和高度组织效力，呈现为“科学公益”（scientific philanthropy）的现代公益形态只在美国获得最为充分的发育，其在美国所具有的功能、影响和战略性地位，为包括西方各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所远远不及。而现代美国公益并非一个可以和美国社会历史环境割裂开来加以观察的东西，而是连带、汇合了现代美国历史的诸多重大潮流和事态。现代美国公益呈现和张扬了美国资本主义、美国公民社会、美国精英生态的关键特性，它是现代美国历史的枢纽性事物，是“美国世纪”的重要篇章。[1]

▍科学公益与镀金时代、进步主义：高远陈义和历史自觉

在日益复杂，并内在地具有疏离和原子化趋势的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中，如何界定和达成公共目标，如何构想和组织“公共领域”，又如何维系和更新公共生活？在私人财富急剧膨胀、经济鸿沟扩大、金钱力量对社会的渗透和干预日益深广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新生的财富如何达成社会效用和影响，财富的持有者如何再造自身，如何重建与社会的关系？

内战后的美国是由失序、冲突和危机所界定的“镀金时代”,但也是一个渊博的文学家兼历史学家琼斯（Howard Mumford Jones）所说的 “能量的时代”——有机器、工业和城市的能量，也有纠正、改革、创造和升进的能量。[2] 对镀金时代的巨变和危机，美国乃以宽泛意义上的“进步主义”做出长期回应，而科学公益是其中一大戏码。科学公益汇聚了诸多历史资源和当代社会能量，是嬗变中的美国精英对上述两方面的时代议题做出的富有创造性和长远意义的回应。

科学公益的源头并不在美国。它在18世纪以来欧洲的民族国家构建和社会改良运动中有历史典范和观念构造。[3] 但在镀金时代的美国，“科学公益”才获具最为明确的形态、最为丰富的内涵和和最为显要的地位。

美国科学公益也许可以被认为有一个起源人物，就是出生于新英格兰清教徒家庭的巴尔的摩金融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1795-1869年）。他在1850年代就开始捐助各种公益事业，还直接激励约翰斯·霍普金斯创建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而其于1867年建立“皮博迪教育基金”（Peabody Education Fund）不仅是美国科学公益理念的先驱，也被认为后世大型公益基金会的原型。[4]

George Peabody, 美国科学公益的先驱人物(图片为作者提供)

1873至1878年美国发生经济萧条，公私机构在救济中暴露出的低效和腐败问题引发广泛批评，“科学公益”作为一种带有抗议性质的运动而发生，也成为社会改良运动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5]内战后工业化高潮中大企业财富问世，很快进入各种慈善和公益领域，尤其大举捐赠兴办高等教育，约翰斯·霍普金斯、芝加哥、克拉克、斯坦福等一批私立研究型大学就是科学公益最初的显要历史业绩。进入20世纪后，赛奇、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福特等大型公益基金会和基金会综合体先后建立，科学公益更获得强大坚实的组织体系，其中也出现了盖茨（Frederick T. Gates）等一批科学公益的卓越管理人、阐释者和社会典范。

美国科学公益运动自始即有一种清晰的历史自觉和加以明确表达的内涵。其阐释者和实践者当时的说法有“社会疗救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ocial therapeutics）、“捐赠的科学”（a science of giving）、“科学慈善”（scientific charities）、“公益科学”（science of philanthropy），等。[6] 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历史创举。

对处于贫弱苦难中的不幸成员予以周济和照顾，对不时发生的灾荒和病疫施以捐赈和援救，此类行善的理念和实践在历史上一向都有。而传统的赈济和慈善，往往由宗教情感驱动并由宗教组织操办。科学公益的早期倡导者一再表达对传统的“施舍”（almsgiving）的鄙弃，斥之为“伪善”，认为旧式慈善是对人类苦难的有限的、短暂的，而且经常是无效的修补和缓解，从来不能从根本上清除社会疾病，尤其不能对付复杂的现代社会的困局和危机。“慈善（charity）针对不幸者，公益着眼于全人类。”[7] 科学公益越来越明确地和“基督教慈善”（Christian charity）拉开距离，要从“根源上”矫治社会的疾病，不再停留于短期和表面的社会问题，而且要通过积极作为、理智规划和长期议程为良好社会奠定长期基础和条件。

19世纪以来的英美世界，“科学”一词的语用含义逐渐变化，由原先统称各专门知识门类的较为一般性的概念，转向一种收窄了的含义，即经验性、可验证、“纯粹”和高等的客观知识品类。同时对科学的内在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估价都大幅度提升。到19世纪晚期，科学观念已经粘连上一组新的理念和信念：社会事实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客观、精确和确定的知识的对象；社会改进必须以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科学知识能够用以对社会疾病做出病理诊断和疗救；科学的社会知识可以通过专业化方式和职业化组织加以构建、增进和获得权威性；美国民主须经由科学加以充实和更新。

在社会知识和社会思想的这种“科学化”——也是专业化“社会科学”的构造——过程中，美国智识精英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特征的认知得以强化，对社会失序和危机的忧虑和警醒被加强和放大，社会病理学（以及对社会病态和常态的区分）成为惯常的认知方式。所有这些都导向对社会改良的长期方案的展望和寻求。具有时代特性的科学观念重塑了美国的公共文化和治理思想，也影响着对“好社会”的构想和社会疾病的判知，美国现代公益的抱负、想象力和议程大有根基缘由于此。 [8]“科学公益”崇奉智识、理性和科学，着眼“根源”、长远和综合方案，其旨向抱负很有中国人所说“为万世开太平”的意味。

与此相关，科学公益还具有一项题中之意，就是直接支持正在兴起中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公益助成对学术和高等教育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巨量的投入。在一向怀疑高深学问、理论知识的价值，具有深刻“反智主义”传统的美国社会，各知识门类，从很难以“效用”向公众说明其存在理由的“纯粹科学”，到受美国孤立主义和文化偏狭性抑制的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地区和国际研究”），皆乃因科学公益而获得稳定和逐步扩充的社会供养。[9]

工业化财富和大型企业组织创建和支撑大型基金会，科学公益由此得具强大而持久的经济和组织基础。科学公益理念包含对效率、组织和规划的强调和崇尚，推重和倡导 “管理的科学”、“组织的科学”。这反映了美国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性，或者说反映了美国商业阶级的组织偏好。“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运动和“经营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伴随大企业繁盛成长而来，其成果和影响扩散渗透到科学公益当中。科学公益的财富基础和发动者是商业阶层，是老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那样的经营和组织天才；而当商业阶级通过科学公益和大型基金会将美国公益事业的主导权从教派组织转移到自己手中时，他们将这一曾经富于宗教和道德情感的事业转换为一种“商业计划”（business scheme）——让它像商业一样务实、高效（to make it businesslike），由此美国大企业的效率偏好、管理主义和组织效能也作为科学公益的要素而被大举带入。 [10]

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边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曾是洛克菲勒家族私人地产，现为美国大公益基金会档案主要藏地之一(图片为作者提供)

现代美国公益名目繁杂、品类众多，其中既有大批目标狭窄且规模较小的组织，也有承担社区性、地方性功能的公益机构类型。但以大型基金会为基干的科学公益占据最重要的分量，也经常被粗略地视为现代美国公益的同义语。巨量的资金，商业界的经营管理技术，大型官僚机构的组织、规划和执行能力，广泛的人脉联系和社会网络，多样化的附属和延伸性组织设施，使得大基金会成为现代美国社会的新的权力和资源的汇聚之所和辐射中心。从不同侧重出发，以大型基金会为代表的现代美国公益也时常被称为 “全目标公益”或者“多目标公益”、“战略性公益”、“共享价值公益”、“企业型公益”、“公司公益”、“私立公益”、“理性公益”等。 [11]但说起美国现代公益，最常见也最富有历史信息的还是“科学公益”。

▍历史渊源与美国特性

开辟对美国公益的学术研究的大史学家科尔蒂（Merle Curti）断言，现代美国公益既有所根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以及英国普通法和成文法传统，也是美国的独特创造力和“国家风格”（national character）的体现。[12]

科学公益，固然多根源于19时期晚期和20世纪初美国的时代能量，但离开深广的西方文明脉络和更久远的美国历史情境则也无从深切理解。对Philanthropy一词的细致语源学、语用学考察显示，作为词源的古希腊文philanthropia含义为“对人类的普遍之爱”，而这个义项与其中内涵的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不仅使美国现代公益具有超越地方性的全国视野，而且直接连带大型公益基金会自始具有的国际主义特性。19世纪以后，这个词逐渐新增了今日所理解的与捐赠行为相关的“公益”含义，但这个含义与其古典含义相互之间关联密切，正标志着公益本身的西方文明源流。而美国大公益组织对其事业的构想和陈义，乃直接诉诸其古典含义。 [13]

美国大企业财富出现不久即开启大型公益事业，这绝非偶然，因为私人财富和公共福祉之间的关系已有稳固历史典范和社会组织传统。尽管现代科学公益经历了和宗教的脱离，但其精神和文化的根源和动力至少部分地存在于美国宗教生活当中。

美国社会的原初宗教特性，以及与这种宗教特性密切相关的发达的共同体生活和结社倾向，均与其强劲的慈善公益传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直可溯及美国文明最初。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帕斯托雷乌斯（Francis Daniel Pastorius）、亨利·怀特菲尔德（Henry Whitfield），乃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宗教领袖、殖民地精英和美国历史文明的代表人物，也都留下关于捐赠和公益的业绩和劝导，成为美国捐赠文化和慈善传统的符号。比如温斯洛普的著名祷辞《基督教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1630年），即可视为美国慈善文化的起源文本；而富兰克林参与创建“同道俱乐部”（Junto Club）和美国哲学会（America Philosophical Society），更构造和呈现了志愿主义、精英结社和高等智识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清教徒和贵格派自来都有一种观念，即基督教徒中的富有者是群体中的“受托人”（Christian stewardship），而这种观念在传承中经由富兰克林等人的解说和揄扬，直抵安德鲁·卡内基一代。[14] 进入19世纪以后，国内外传教活动、废奴主义运动，乃至于其他各类社会政治运动，往往都有捐赠和志愿行为的支撑和配合。总之，早在现代公益出现之前，捐赠和公益实际上已在北美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这点今日往往为人所低估。

实际上，内战前美国的慈善和公益不仅已形成历史文化符号和传统资源，而且有重大的实际社会功能，同时也创制出一些历史性制度。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孤儿院、济贫所、医院、图书馆、学校等各种公共设施经常以私人捐赠而设立，又常以董事会为其治理和运行的基础，其中有些采用公私合办方式，在清教的新英格兰和贵格派的宾夕法尼亚等地尤其多见。人们经常忘记的是，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研究型大学兴起之前的美国“学院”，包括后来的常春藤名校和其他学府，实际上都是教派组织和地方共同体的公益行为的产物。 [15]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大学校长艾利奥特（Charles Eliot）在其1869年就职演说中称：“哈佛的建立就是公共精神的一种豪壮行动。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正是因为教区及教区内私人捐赠者的公共精神，哈佛学院才始终有宽广的生存空间。” [16]不仅高等教育，在政府很少甚至完全不供养学术、艺术和高等文化的情况下，美国的智识生活实际上维系于私人捐赠。而这种情况在迄至19世纪教育、文化最发达，有“美国雅典”之誉的波士顿以及新英格兰地区最为突出。

在19世纪初以来约百年间，美国老式“贵族”——即所谓“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呈现了经济力量、社会资本、智性文化、结社倾向和公益志愿的汇合。除了一如既往供养哈佛等高校之外，这些名门望族还大举持续资助和兴办各种文化学术社团、图书馆、博物馆、医院等。这些组织往往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比如，波士顿学社（Boston Athenæum）、美国统计学会、美国东方学会、《大西洋月刊》、洛沃尔学社（Lowell Institute）、波士顿公馆图书馆、波士顿美术馆、麻省总医院等，至今犹在。[17]

美国从来就是一个为外部联系所塑造的国家，国际性特别是“跨大西洋性”（Atlantic Crossings）即来自欧洲的交往和影响不啻是一种美国历史特质。[18] 现代美国公益的形成和演进中当然也不乏欧洲因素，其中尤以英国的影响为甚。曾经是美国最重要全国性科学文化设施，今日也占有显要地位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其来源就是1840年代一位英国人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所捐贈的50.8万美元。在美国政府缺乏兴办科学文化事业的法定权力的情况下，这笔巨款最终以政府信托的私人机构的形式办成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兼研究和教育的综合体。这一事件对美国人产生巨大激励和典范作用，自不待言。

史密森学会的第一所建筑物，被称为“城堡”Castle，建成于1855年(图片为作者提供)

科学公益在19世纪后半叶的创生，实际上也有一个跨大西洋交往的情境。在1869年建立的伦敦慈善组织协会（London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在美国东北部被广泛仿效，其中尤以纽约慈善组织协会（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最为著名，成为“科学公益”的策源地和早期平台。这个组织又附设一个“公益学校”（The School of Philanthropy），是美国最早的专业社会工作培训机构。[19]大约1880年代以后，英美之间的“英美社会运动传统”（Anglo-American Tradition of Social Movements）作用更加明显，连带、配合了美国的科学公益运动。当时英国兴起“科学社会调查”（scientific social survey）以应对劳工、贫困、城市等社会问题，在美国被仿效推广，形成规模和影响更大的美国社会调查运动。英国查尔斯·布斯（Charles James Booth）的著名调查工作成为美国“匹兹堡调查”的范本，而1884年伦敦“汤因比会馆”（Toynbee Hall）开创的社区中心则是芝加哥“霍尔会馆”（Hall House）的原版。进入20世纪后，当赛奇等美国大型公益基金会建立起来时，英美之间连成一气的社会调查运动和改革运动已经造就出一种智识和文化氛围，在社会调查、社会科学、社会改革、“社会工程”和科学公益之间建立关联，也为科学公益的兴趣和作为提供引导和储备。[20]

当托克维尔早在1830年代来到美国时就已经发现，虽然美国并不比他的祖国更少人性的自私，但美国人的确有一种“开明的自利”，更倾向于互助和赠与。托克维尔来访半个世纪后，当科学公益正在美国兴起之时，继他之后最伟大的美国的外国观察家詹姆斯·布莱斯断定：“在积极行善的工作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美国相提并论。不仅就用于各种公益目标的资金在全部财富中的份额而言，美国高于任何欧洲国家，而且对于一位欧洲来访者而言，他们在美国看到的投入于公益的个人兴趣和努力也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21]20世纪末的社会科学家发现，公益和志愿行为的水平，在美国是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 [22]

像科尔蒂那样把公益看成是一种美国的“国家特性”，言之有理。而公益发达与否，简单说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要看社会捐赠的意愿有多强，捐赠的规模有多大；第二要看对捐赠出来的钱如何运用，以及对运用捐赠的事业如何予以社会性地组织。布莱斯断定美国公益的发达根源于宗教冲动，点到第一个问题。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大概首先还得在托克维尔路径下去理解和解释。公益的发达几可视为美国“民情”之一端，而这与托克维尔观察到的美国“民情”的其他方面——如平等主义、个人主义、结社偏好、志愿主义——之间互为条件、相生相成。从美国内部各地看，则新教的新英格兰和贵格派的宾州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和更强劲的基层社会组织偏好，同时也有更发达的公益活动，也正佐证这种相关性。 [23]托克维尔说：“美国人做再小的事也要建立社团”，而且在美国“社团的学问是学问之宗（mother of science），其余一切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 [24]科学公益根本上是一种在大规模、高效率的组织基础上开展的公益，美国的公民文化是它的环境，也给它提供基本动力。

▍汇通和再造精英，补充和构建国家

科学公益和大基金会与美国历史诸多事态趋势相联系，尤其在19世纪晚期以来经济、社会和智识生活中有多方面的根源，其产生壮大看似颇有势所必出、顺理成章之处。在20世纪美国历史发展的图景中，公益部门尤其是大基金会经常处于枢纽、策源地和制高点的位置，而不只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功能性方面或者补充性、支持性分支。它是重要而活跃的社会历史力量，也是精英生态和权力秩序中的关键环节和场所。

19世纪初以来，美国社会原有的等级秩序和权威体系处于松弛和衰落的长期趋势中，越来越呈现戈登·伍德所说的“截头去尾的社会”（truncated society）[25]的格局，不断趋向更大程度的平等、开放、碎裂和多样化，此中精英阶级的构成、性状和生态也在发生持续变化。

镀金时代更是美国精英代际更迭和急剧转型的时代，其中的三个部分分别呈现如下显著情形。

第一，东北部名门望族和南方土地贵族那样的老式精英——亚当斯和杰斐逊眼中的“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已长期趋于衰落和碎裂，其作为致密社会群体而存在的条件不再能够维系。他们虽对新社会趋势和力量有所疏离和退避，却也能大体顺应和适应专业化和职业主义趋势。而且他们的文化典范和社会血脉还在延续、扩散。

第二，19世纪晚期工业化当中崛起的财富新贵势不可挡，一方面侵蚀、排挤和取代老派精英的经济地位和权势，另一方面也在追寻、仿效和接续老派精英的文化资本和社会权威，并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沿海都市）趋向于和老精英阶级的融汇。

第三，在美国社会“职业/行业”分化态势稀释和拆解 “阶级”分层格局的情形之下，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相关的新兴中产阶级职业精英的数量和影响力持续增长，其中如沿海都市律师、经理人、新闻人和新的学术职业从业者等以专业知识以及组织、行动和言论能力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权威，从中产生了一批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行动派和改革者。

科学公益和大型基金会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巨量私人财富和公共目标之间富有活力的结合，而且还在于作为社会物种的美国精英的更新和再生。作为现代公益之财政基础的新财富阶级在几代人之间就经历了迅速的而富有历史内涵的嬗变。老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们最初是作为“强盗大亨”（robber baron）站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他们不仅被“老钱”所鄙薄和疏远，更被很多人认定是社会疾病和社会冲突的根源。他们是进步主义运动中“耙粪”新闻的目标和反托拉斯诉讼的对头，是劳工福利和经济社会公正的敌人。

1890年代，当卡内基最先在宾州提出其后来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的著名图书馆计划，即给每个城镇捐建一所公共图书馆时，不少城镇拒绝了他的提议，因为工会和教会里满是对他的 “脏钱”（tainted money）的憎恶，对其动机也不乏深深疑虑。 [26]1910年以后，已致力于公益事业多年的洛克菲勒欲以1亿美元新设一个以“增进全人类福祉”为宗旨的基金会，为此争取从联邦国会获得特许状以取得全国性地位和声望，却招致包括工会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激烈反对，其中既包括进步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也包括亲商界保守派政治家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老罗斯福当时说：“无论从这些钱里拿出多少用于慈善，都不能洗刷其来路的不义。”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最终也没有获颁国会许状，而是在1913年从纽约州议会获得特许才得以建立。[27]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对新财阀和大基金会的广泛敌意。

大基金会和科学公益成为新财富阶级重塑自身、重建与外部社会关系的手段，而且也是社会变动中的精英群体启动新的社会整合和文化汇通的场所。正是通过公益事业，新财富阶级有效地接续东北部“老钱”的“共和美德”（republican virtues）以及全国性视野和抱负，也承领了其智性文化趣味和所谓“文雅传统”（genteel tradition）。由此他们极快地超越原有的狭隘金钱属性，向着 “普遍的”阶级的方向拓展和提升自身。这种情况明显可见于洛克菲勒家族二代的约翰·D.洛克菲勒二世，三代的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纳尔逊·洛克菲勒和戴维·洛克菲勒，他们的生平事业显示出越来越接近理想型“老钱”的格调和气象的趋势。[28]

左起：John D. Rockefeller, Jr.和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五兄弟：戴维，纳尔逊，温斯洛普，劳伦斯，约翰(图片为作者提供)

而对于新的成员众多的中产阶级职业群体，从草根崛起的新财富阶层在文化上与其没有必然的隔阂，专业主义、职业规范、效率、组织、体系化等价值和偏好为两方所共享，他们和新生职业阶级中的精英成员的接近和结合更为自然和顺畅。新兴中产阶级职业精英被富豪们的大基金会招募，担负其管理和战略规划任务，正如富豪们的企业也由一个强有力的职业化经营管理阶层运作。而操持基金会运作或者发动基金会项目的人当中，不乏广义的“进步主义者”，比如为赛奇基金会确立工作方向的德弗雷斯特（Robert Deforest）,洛克菲勒的长期领导人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洛克菲勒社会科学项目的主管鲁默尔（Beardsley Ruml）均在此列。 [29]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曾经是一部分“进步主义者”眼中的敌人。具有历史悖论意味的是，当大基金会招募任用进步主义者，通过知识、科学、专业技术和组织效能引领社会改善和社会进步时，新财富阶级也就汇入进步主义——以及后来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潮流中。

对于镀金时代社会和政治的分裂和极化趋势，以及专业化和职业主义内在的区隔效应，作为一种强劲的社会组织的基金会实际上是一种枢纽性的抗衡和补充机制，在精英层面上汇通和整合财富、知识、文化和权力。或者说，大基金会是一张以巨量财富编织出来的新的巨大网络，覆盖和连接美国社会原有的和新生的一些领域和节点。

这可以从基金会所牵连到的人和人群得到直接说明，其中包括基金会的总裁、董事会成员、顾问和项目承担者。比如，大基金会早期经历中美国大学校长的存在就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内战后“高等教育革命”造就了一组“伟大的美国大学”，也产生了一群气度恢弘、声望卓著，影响远不限于学术和高等教育的大学校长。而在美国的这些顶级社会贤达中，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建校长吉尔曼（Daniel Gilman）参与构造科学公益理念、为诸多公益事业提供顾问开始, [30]不少人与大基金会结成密切关系，如哥伦比亚的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哈佛的埃利奥特和洛沃尔（Lawrence Lowell）、芝加哥大学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耶鲁的安吉尔（James Angell）、麻省理工学院的普雷切特（Henry Pritchett）；而其中巴特勒、安杰尔和普雷切特等都有在基金会首脑和大学校长之间转换任职的经历。

另外一个有特别意义的群类是沟通基金会和学术界的社会科学家。20世纪初，美国社会甚至学术领域都对社会科学的价值颇有疑虑和轻视，而对社会科学最初的坚定支持者就是自赛奇开始的大基金会。许多社会科学领袖人物，特别是其中致力于将社会科学运用于公共政策的人，如凯洛格（Paul Kellog）、塞里格曼（E. R.A. Seligman）、鲁默尔、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米切尔（Wesley Mitchell）等人，均与基金会有密切关系。他们把基金会的财源引向社会科学，也用社会科学塑造基金会的工作目标和风格。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机构，如梅里亚姆创建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和米切尔创建的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也都仰仗基金会供养得以建立和存在。SSRC与基金会之间配合协作极密切，甚至可以被视为基金会（尤其是洛克菲勒）的一个延伸组织。[31]

大型基金会是智性和“科学”被灌注到新的精英体系中的一个主要孔道，而且也是美国式“贤良统治”（meritocracy）的一大主要孵化器。美国联邦行政体制长期虚弱，缺乏有力的文官制度传统；而政党体系具有内在的党派性、民粹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倾向，长期以来也不是行政官员/政策精英再生产的充足的场所（至少从联邦党解体之后）。“国家缺位”（statelessness）之下，“治国技能”（statecraft）也短少。

20世纪以后，满足国家政策事务不断增长的需要、提供国家长期扩张所需的人力资源的一个特别具有美国特性的途径，就是在政府和社会（最初主要是商界）交界地带成长起来的所谓“权势集团”或者“东部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 Eastern Establishment）。这一颇为致密、明晰的群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逐渐生成，并经过扩张和代际传承在世纪中期达到巅峰，充当美国急速扩张的“官僚行政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国际面向上，这一集团以其坚定的国际主义信念和充沛的国际经验，二战后几可等同于外交和国防政策精英群体。 [32]

权势集团的存在、集结、遴选和代际延续方式复杂而隐晦，但明显可见的是，大基金会是其在政府组织之外最重要而持久的活动和组织空间。实际上，权势集团从一开始就和大基金会相连相合。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纽约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创建和初期运行中，始终有卡内基本人的密友和顾问、美国权势集团的始祖和旗号人物鲁特（Elihu Root）建议和参与，后者帮助制订了基金会的政策框架和政策方向，并亲自选定了不少基金会高层人员。[33] 二战以后，权势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如洛维特（Robert Lovett）、麦克罗伊（John McCloy）、腊斯克（Dean Rusk）、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邦迪（McGeorge Bundy）等，也都曾在大基金会和政府职位之间的旋转门进出。在大基金会支持下还有一些智库机构，如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也是权势集团成员的集结汇通之所。

科学公益和大基金会在美国历史上的特出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补偿性机理：对美国政府功能在很多领域中的匮乏和缺席的一种弥补。[34] 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导致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数量激增，而美国政治文化传统阻碍以政府扩张以对此做出反应，科学公益的巨大历史空间乃因此而存在。大公益基金会具有巨大的财力，也有美国少见且不断增长的创议规划和组织执行能力。大基金会在盛行教派主义、地方主义和州权的美国倡导全国性眼界和和议程，像政府官僚机构那样工作和发挥作用，其范围延伸到美国的教育、科学、艺术、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反贫困等联邦政府存在薄弱、任事不足的各个地方。在国际主义和普世人道主义观念下，其诸多项目还延伸到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

由此，大基金会的项目业务经常具有大型公共政策项目甚或国务活动的内容或者特性，其组织经常具有大型官僚机构的形制和风貌，而其领导人的经验和能力也经常类同于高层政策职位所需要和要求的那些东西。就此而言，大基金会长期以来是一种以精英社会力量“替代国家”（state-substitution）的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准国家”（para-state）。

基金会不仅在长期国家缺位的状况下替代国家，而且实际上它也是美国历史长期运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制度化的、温和路线上的“国家构建者”（state-builder）。

作为国家构建者的大基金会有两重政治属性。一方面，科学公益和大基金会在理念上偏好管理主义、计划理性、技术治理（technocracy），从而契合和汇入了作为20世纪美国政治主潮的、以国家扩张为鹄的的进步主义—新政自由主义，在新政、二战和冷战当中的国家扩张中提供多种实际的支持和辅助；[35]另一方面，大基金会原则上遵守政治中立、非党派化（虽然作为世纪中期基金会之商界背景的反映，其上层成员大多数还是温和共和党人），提倡和实践合作主义（associationalism），而这不仅是其在美国社会条件和政治文化环境中合理生存策略，而且也使得基金会成为易于达成政治包容性、认识论审慎和协商理性的精英政治场域。

和权势集团总体上的政治风格相一致，大基金会也具有温和、审慎、节制的政治风格，而这使得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权力容器和政治交往场所在美国政治全局中具有抗拒和抑制政治极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效应。1947年，在一部试图按民主党自由主义为美国政治标定基准、设列议程的有广泛持久影响的书中，小亚瑟·史莱辛格提出 “生命力中心”（vital center）论说。[36]现在可以认为，在智识和政治上既能容纳和发动变革、又能避免极端主义，进而求取美国式中间路线的“生命力中心”理念不仅出自作者的愿景，而且也的确反映20世纪中期美国权力精英的某些性状特征。抑或说，权势集团和大基金会都是这样的“生命力中心”的关键基础。

本文删节版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10月刊，原题为《美国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科学公益》，此为文章完整版。图片为作者提供。

出处：头条号 @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