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6日,外交部就中国同世卫组织开展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科学研究工作举行驻华使节吹风会，由国际司司长杨涛主持。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中方专家冯子健出席并详细介绍了此次联合研究的背景、过程、主要发现和下步建议，并回答了使节提问。50个国家及非盟、阿盟的100余名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出席。

中国团队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专家们研究了该病毒进入武汉的四种可能途径：病毒直接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病毒通过可能经过某种适应的“中间”宿主物种溢出，使其更适合感染人类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该病毒是通过食物链或受污染的食物或包装通过食物链引入的；该病毒是由于实验室相关事故而出现的。

专家们在深入讨论后对这些假设进行了投票，认为病毒经过动物传播的途径和冷链食品传播的假设可能性最大。而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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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周五（3月26日）晚些时候，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组织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表示，400页新冠病毒源头调查报告已经完成，但需要在得到成员国考虑和讨论后才能发表，世卫组织官员强调，该项调查并非独立调查，而是世卫组织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源头调查组成员，丹麦科学家Peter Ben Embarek称，报告正进入定稿阶段，确定没有小错误，所有专家都得同意报告内容，还必须完成中英双语版本。因此，在两个不同的时区，以两种语言工作。因此进行到这里是一个很缓慢、很复杂的过程。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源头调查组成员恩巴雷克2月9日在武汉的联合记者会上 （路透社）

世卫组织调查报告的公布时间已经多次推迟。Embarek承认，由于这份400页报告涉及数百人名字，很多细节需要仔细翻译。不过他表示：“内容现在已经完成了，我预期再过数日整个过程将完成，报告将可以发表。”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项目执行主任Michael Ryan强调，世卫组织赴中国调查病毒源头活动是与中国的合作活动。世卫组织赴中国调查团是根据世卫大会去年5月的决议进行的活动，总干事谭德塞被要求建立一系列合作与科学任务来更好理解新冠病毒的源头。而赴中国的调查团是其中的一项。

同时，Ryan补充说，“出于对成员国的尊重，报告将作为任务报告与成员国分享，供他们考虑和讨论。显然报告随后在此过程中会公开发布。但我们希望表现出对成员国的尊重，首先与他们分享该报告，因为他们一直与总干事密切合作，确保这一工作的完成。”

事实上，Ryan此前曾明确说过，这项活动不是一项对错误进行的独立调查。他说，世卫组织无权对一个成员国进行这样的调查。 

以下为此前世卫组织公布的部分联合研究的结果：

第一，关于分子流行病学的溯源研究结果。

由于大多数的新型病毒都来源于动物。因此，要了解导致病毒溢出和全球传播的过程，就需要深入了解动物贮主携带的病毒多样性及其演变，动物、环境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成有效人传人的相关因素。一般来说，能导致全球大流行的病毒一定是高度适应了人类环境。这种适应可能是偶然获得的，也可能是通过多个步骤逐渐演变的，而且每个步骤都得益于自然的选择。因此，我们将新型冠状病毒的溯源工作重点放在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涉及病毒在发生人畜共患转移前的动物宿主中的循环。在这一进化过程当中，各种动物物种理论上说都可能成为保存贮主。新冠病毒的祖先株可能在其循环过程当中获得了感染人类的能力。我们发现与新冠病毒序列高度同源的病毒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源于人畜共患的传播，但其贮主有待进一步明确。

第二阶段，主要是研究发生人畜共患转移以后新冠病毒在人传染过程中的演变。这种动物到人的溢出的可能性，随着动物和人接触的频率增加而增加。如果贮主中的病毒基因需要进一步适应，以实现有效的传播，那么这种溢出现象可能会反复发生。这种早期的溢出可能不会被发现。一旦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发生了演化或外溢，就会使其扩散，导致大量具有适应性变异的病毒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出现，引发大流行。

迄今的一些研究证据表明，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关系最密切的冠状病毒。样本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具有比较高的相似性，提示上述哺乳动物可能是导致新型冠病毒病毒贮主。然而到目前为止，从这两种物种中发现的病毒，与新冠病毒的相似度都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除了这些发现，水貂和猫对新冠病毒的高度易感性也表明，可能还有其他动物物种是潜在的贮主，比如说鼬科和猫科的动物，包括其他物种。将序列数据库中的数据与潜在贮主动物调查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可能的宿主物种的采样不足，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还是不充分的。

专家团队审查了通过中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在其包含所有可用的冠状病毒序列和元数据的综合数据库中所收集到的数据。对于在中国武汉所发现病例的序列与其流行病学的背景相联系后，选择了2019年12月31号前发病的病例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暴露华南市场的病例中，有几例病例的病毒基因组是相同的，这说明这些病例可能是某个聚集性病例群的一部分。但序列也显示武汉市大流行初期就已经存在了一定的病毒多样性，说明在华南市场群以外，还有未采样的传播链这种可能。从生肉暴露和毛皮动物暴露的流行病学参数来看，没有显示明显的病例聚集现象。

通过文献回顾，已经发表的研究的文献中有一些新冠病毒早期循环的数据，对不同国家的这些数据的研究发现，新冠病毒的循环可能比最初发现病例的时间早了几周。部分疑似阳性样本的检测时间甚至是要早于武汉首例病例，提示不排除其他地区存在着漏诊的情况。这些漏诊和疾病与新冠病毒的特征是有紧密关联的，这是我们通过全球的一些相关数据分析所得出来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第二、关于流行病学溯源的结果。

流感样疾病和严重呼吸道疾病（SARI）监测并结合适当的实验室确认，是衡量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病毒对人群影响的标准措施。为了确定新冠肺炎病原体在爆发前几个月对发病率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团队对武汉某医院类流感样病人的成人哨点监测数据和湖北省某医院的SARI监测进行回顾，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下半年武汉市未出现未被识别的一定规模的新冠肺炎病毒的循环。

通过保存的实验室样本和其他溯源的工作。对武汉市、湖北省其他地区及其他省份各医院保存的2019年下半年约4500余份研究项目标本进行回顾性的检测，也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存在。对零售药店退热药，感冒药和咳嗽药购买量进行分析，未能提供新冠病毒早期社区活动的有用信息。

2019年的7到12月期间，武汉市和湖北省除武汉外的其他城市，全死因和肺炎死亡监测数据未见死亡趋势出现意外波动的证据。不能提示2019年12月份以前发生了新冠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我们对于武汉市233家医疗机构，2019年10月1号至12月10号因四种疾病或者症状，这四种疾病或者症状包括发热，急性呼吸道疾病，流感样疾病和不明原因肺炎，这四种之一的症状或者疾病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共70000多份病例进行了认真的搜索，同时采集了一些病例的病人的血样进行相关的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随后，又组织多学科的专家进行认真的研判，排查，没有发现符合新冠肺炎的病例存在。对2019年12月份疫情爆发前两个月内，武汉市其他潜在的病例进行回顾性搜索，也未发现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发生的证据。结合其他的监测数据，上述两个月内武汉市发生新冠病毒感染的规模的可能性不大。

2019年12月，武汉市可能发生了感染的传播，鉴于部分的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也有部分病例与其他市场有关，还有部分病例与任何的一个市场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初步的判定华南海鲜市场很可能是一个病毒传播的爆发点，但同时武汉其他地方似乎也有可能存在着传播现象。根据目前的资料，无法来判定这个病毒是如何引入华南市场或其他市场的。

第三、关于动物和环境的溯源研究的情况。

人们在不同的动物中发现了在系统发生上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一些冠状病毒，包括菊头蝠和穿山甲。然后，在湖北省采取的蝙蝠样本并未发现新冠病毒相关病毒的一些证据，中国各地的野生动物的采样至今也未发现新冠病毒的存在。在华南市场关闭后的环境取样显示，环境中普遍有新冠病毒的污染，提示这个市场存在通过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链产品、动物和动物制品引入病毒的可能。

我们在这次研究中，市场上所采集的动物样本均未检出阳性结果，冷链产品我们还未进行相关的检测。新冠病毒可在冷冻食品、包装和冷链产品的条件下存活，中国最近爆发的疫情中的指示病例与冷链有关，这就表明病毒不仅在低温下可以长期存活，而且在冰箱温度下也可以存活，说明病毒传播的能力，以及它对传播的作用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下的研究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