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谢综合征(MetS)是一组相互关联的症状，包括腹部肥胖、血甘油三酯升高、血液高密度脂蛋白(HDL)胆固醇降低、血压升高和空腹血糖升高;这些症状都增加了心血管疾病(CVD)发生风险和全因死亡率。在欧洲成年人中，有10-30%患MetS，这个数字预计还会上升。低社会经济地位(SEP)的个体患MetS的风险更大。然而，人们对SEP在逆转MetS方面的差异知之甚少。

SEP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指个人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包括与健康和健康促进有关的行为价值观和规范、知识、态度、信仰和技能，在健康研究中，通常通过教育成就进行估计。经济资源是指可用的物质资产，通常按收入统计。社会资源被认为有助于获得医疗保健，通常是通过职业声望来衡量。考虑到SEP的多面性，厘清哪些方面与MetS缓解最密切相关，可以为缓解MetS提供关键方向。其中健康行为可能是一类重要因素，因为巨大的SEP差异与这些行为有关。高SEP的个体通常表现出更健康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是MetS缓解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旨在：

首先，在有大量参与者样本的纵向研究中，检验SEP在MetS缓解方面的差异。其次，检验SEP最显著的指标(教育，收入或职业声望)与MetS缓解的关系。第三，研究健康行为(体育活动、吸烟、酒精摄入和饮食质量)在MetS缓解中SEP的中介作用(图1)。

本研究覆盖的16818名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53.4 (SD 12.1)岁，其中48.5%为女性(表1)。完成中等职业教育或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人数最多(27.8%);平均家庭净等价收入为每月1563.3欧元(561.3 SD)，平均职业声望为41.7欧元(13.3 SD)。一半的参与者遵守了体育活动的规范;大量的人过去吸烟，酗酒，饮食质量适中。SEP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从低到中等(教育年限与家庭等价收入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0.34;教育年限和职业威望:0.50;家庭等价收入和职业声望:0.34)。

在平均3.8年的随访后，42.7%的受试者MetS缓解。更具体地说，MetS由五个指标组成，至少达到三个指标，即满足MetS诊断。大多数参与者(73.8%)基线时有三个MetS指标;在这些参与者中，50.5%的人在第二次评估时有两个或更少的指标，表明MetS缓解(补充表4)。

受教育年限越长，MetS缓解的可能性越大(OR 1.04, 99% CI: 1.02-1.06)(表2)。家庭收入较高的个体也表现出较高的MetS缓解可能性(OR 1.01, 99% CI: 1.00-1.02)。然而，当职业声望被用作SEP测量时，我们观察到与MetS缓解无关。

为了厘清教育年限和家庭同等收入对MetS缓解可能性的影响，研究中观察了一个几乎在各方面完全平均的个体(女性，44岁，随访时间3.8年，教育程度12年，家庭等价收入1600欧元，职业声望44岁);分别改变了受教育年限和家庭等价收入(图2)。

关于教育:教育年限6年的参与者MetS缓解的可能性为38.9%(99%CI: 35.3-40.5%) ,如果模型中所有参数都相同,只有教育年限变为16年,MetS缓解的可能性增加到47.1%(99%CI: 44.6 -50.0%)。

关于收入:一个参与者的家庭平均月净收入为1250欧元，MetS缓解的可能性有41.9% (99% CI:(40.7-43.2%)) ，然而如果模型中的所有参数保持不变，只有家庭等价收入变为3250欧元/月，MetS缓解的可能性增加到47.0% (99% CI: 42.8-51.3%)。

与职业声望较低的参与者相比，职业声望较高的参与者更常进行体力活动(表2，路径2)。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参与者目前吸烟的可能性较小，饮食质量较差的可能性较小。同样，家庭等价收入较高的参与者饮食质量也较高。不管使用的SEP方法是什么，SEP较高的参与者不饮酒的可能性更小。

最后，不进行体育活动、目前吸烟或饮食质量较差的参与者更不可能出现MetS缓解(表2，路径3)。有趣的是，不喝酒的参与者MetS反而更不可能缓解。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参与者MetS缓解的可能性更大；11.9%的相关性是由健康行为介导的，其中饮食质量的影响最大(5.3%)(表3)。高收入的参与者也有更大的可能性缓解MetS，但这种关联不是由健康行为介导的。职业声望与MetS缓解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明显，这表明健康行为并不存在这种联系。

综上，本研究发现教育和收入都与MetS缓解有关，而职业声望则没有。一个平均家庭平均收入为3250欧元的参与者，比一个家庭平均收入为1250欧元的参与者，MetS缓解的可能性高出12%以上。而受教育年限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对平均参与者来说，总共16年的教育比总共6年的教育MetS缓解可能性高出21%。

研究结果提示SEP作为一个多维概念的重要性，因为不仅教育，收入也与MetS缓解有独立关系。由于教育程度的差异大于收入和职业声望的差异，本研究提示文化资源、行为道德价值观和规范、知识、态度、信仰和技能在MetS缓解的不平等分布中起重要作用。

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对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有重要的启示。研究人员应该意识到，在观察社会经济健康差异时，不仅要考虑不利健康结果的发展，还要考虑其缓解情况。此外，研究人员应该意识到，健康方面的SEP差异可以受到教育、收入和职业声望的不同影响；因此，每一项都应该单独考虑。未来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一些可变因素，以及联系SEP和MetS缓解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健康素养，自我管理，感知困难，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等。

总的来说，根据本项大规模纵向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与 SEP 较低的个人相比，SEP 较高的个人更经常经历 MetS 缓解。其次，教育和收入与MetS的缓解有着不同的关联，但职业声望根本不相关。第三，受高等教育的个人更经常经历MetS缓解，主要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更有可能有更健康的行为。最后，收入较高的个人也更经常经历MetS缓解，但与他们的健康行为无关。

原文来源：

Hoveling et al. Understanding socioeconomic diferences in metabolic syndrome remission among adults:what is the mediating role of health behaviors?Int J Behav Nutr Phys Act (2021) 18:147
https://doi.org/10.1186/s12966-021-012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