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寿命是衡量人口健康的基本指标。在COVID-19之前，英国和美国的预期寿命改善趋势已经停滞或下降，目前的大流行使情况恶化，大大降低了世界各地的预期寿命。香港的预期寿命连续七年居世界首位，这促使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HICs）呼吁了解香港的基本决定因素，并效仿香港的成功。香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医疗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5.9%，而美国为17.1%，英国为9.6%，日本为10.9%。因此，了解香港长寿的驱动因素，对快速发展和高收入地区都有意义。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调查香港人的预期寿命是如何超过其他人口的。

与其他高收入地区相比，香港的总体吸烟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区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吸烟尚未被作为香港长寿的主要原因研究。吸烟和其他导致死亡的因素在一个人群中也有很大差异。因此，研究不同年龄组之间死亡率经验的差异可以揭示对预期寿命的真正影响。对队列生存和死亡率驱动因素的国际比较研究可以揭示香港人的寿命是如何超过其他人口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年龄、性别和疾病对香港长寿的贡献；比较国际上队列生存和死亡原因；并比较香港与其他高收入人群因吸烟而导致的死亡率。

从1960年到2020年，香港的出生时预期寿命持续改善。1993年，女性的预期寿命加速增长，使香港的世界排名进一步上升。虽然自2001年以来预期寿命增长已经放缓，但没有证据表明寿命停滞不前或下降.因此，香港已超越日本，成为自2013年以来最长寿的人口。香港的预期寿命目前也高于高收入地区或人口规模与香港相当的国家。2020年，男性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82.7岁，女性达到88.1岁。

香港大部分老年人口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自1940年代末以来，香港发生了几次移民潮。因此，我们比较了出生时和50岁时按移徙身份划分的预期寿命和期间死亡率。香港本地出生人士的预期寿命高于日本及HICs的整体预期寿命。虽然移民的预期寿命低于香港本地居民，但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移民的预期寿命和死亡率与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HICs相当。   在过去四十年里，香港的预期寿命增长已从婴儿和中年人转向老年人，这种增长越来越集中于老年妇女(图1)。香港人绝对预期寿命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脑血管疾病、缺血性心脏病、其他心脏病、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和意外事故，占男性（59·5%）和女性（59.2%）绝对预期寿命增长的大部分。

从1979年到2016年，香港女性出生时预期寿命与发达国家女性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差异从- 0.5岁(95% CI - 0.5岁至- 0.5岁;即HICs女性寿命更长)至3.3年(3·2至3·3;香港女性寿命更长)。香港与发达国家男性预期寿命的差距由0·0年(-0·1至0·0)增至1·9年(1·9至2·0)。

2016年香港与HICs之间女性差距的50%(1.6岁，95% CI 1·6 - 1·7)和男性差距的31%(0.6岁，0.5 - 0.7)是由80岁或以上的个体差异造成的(图2)。导致香港与发达国家预期寿命差距的主要疾病是60岁或以上人群的心血管疾病，对女性预期寿命差距的贡献为40.7%(1.3岁，1.2 - 1·3岁)，对男性预期寿命差距的贡献为53.6%(1.0岁，0.8 - 1岁)。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的肺炎死亡率有所改善，但呼吸道疾病仍然是导致2016年预期寿命与HICs差距的主要负面因素(图2)。这一发现突出表明，要解释香港相对于高收入国家的生存优势，需要进行国际比较，而不是考察国内预期寿命的增长。

从TCAL的角度来看，香港和HICs的队列生存比较使用了来自263462588例死亡的数据。图3显示了1979年至2016年各年龄层队列死亡率的比较。1979年，香港的大多数男性和女性起初都有轻微的生存劣势(图3A中的黄色阴影部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随着HICs从黄色变为深蓝色，所有队列的生存率相对于HICs有所改善。自21世紀以來，香港的所有群体都比HICs具有生存优势(蓝色阴影)。近年来，香港老年人的生存优势进一步超过HICs(深蓝色)

香港男性和女性的总生存期均高于HIC，TCAL比较显示男性有1.86年(95% CI 1.83 - 89)和女性有2.50年(95% CI 2.47 - 2 . 53)的额外寿命(表1)。香港的生存优势主要来自男性(1.22岁，95% CI 1.21 - 1.23岁)和女性心血管疾病(1.19岁，1.18 - 1.21岁)、女性癌症(0.47岁，0.45 - 0.48岁)和男性交通事故(0.27岁，0.27 - 0.28岁)（表1)。从队列的角度来看，香港男性排名第一，而香港女性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日本女性的队列生存优势是其在预期期寿命方面连续25年位居前列的结果。

虽然期间预期寿命每年都会迅速波动(如在1918年流感或COVID-19大流行期间)，但队列视角的变化速度平稳且缓慢。因此，香港女性在生存方面的经期优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转化为相对于日本女性的同期优势。与日本以及每个HIC按性别和疾病的比较可以使用在线预期寿命可视化工具进行可视化。

与HICs相比，香港男性的队列生存率有所提高，这主要是由于心血管疾病（主要是缺血性和其他心脏病）和外部原因（运输事故;表1）；香港女性则是由于心血管疾病（缺血性和其他心脏病）和肿瘤（乳腺癌;表1）.具体地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HICs相比，香港心血管疾病生存优势最大的队列是自1990年代以來年龄至少60岁的男性，以及自21世纪以来年龄至少75岁的女性(图3B)。由于外部原因，40-69岁的男性队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历生存优势。对于肿瘤，年龄在65-90岁的女性队列自2000年以来具有优势。这些疾病的生存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图3C总结了导致香港和18个HICs的TCAL队列生存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高收入地区中，香港的男女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是最低的地区，也是女性肿瘤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图3C均为正差异)。此外，与HICs相比，香港的运输事故死亡率也最低，而葡萄牙和美国则分别是男性和女性交通意外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自1979年起，本港妇女的吸烟归因死亡率不断上升(图4)。相比之下，香港妇女的相应比率在过去四十年一直保持稳定，导致香港与HICs妇女在吸烟归因死亡率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而香港男性因吸烟而导致的死亡率大大低于HICs。所有高收入地区男性吸烟率的降低提高了预期寿命(表2;)，英国的预期寿命增长最大(3.7岁)，在其他国家之前，英国的吸烟流行达到顶峰，并在此之前下降。相比之下，在过去四十年中，低收入国家妇女吸烟率的下降更为缓慢，在一些国家甚至达到了稳定水平。因此，在几乎所有的HICs中，女性吸烟模式导致50岁时的预期寿命减少(平均为-0.4年)，荷兰女性的预期寿命减少幅度最大(- 1.3年)。在高收入人群中，由于过去四十年吸烟的变化，香港女性的预期寿命增加最多(0.4年)。从队列研究的角度来看，吸烟的贡献为50.5%(0.94岁;95% CI 0·93-0·95)和34·8%(0·87年;(0·87-0·88)分别计算香港和HICs在2016年的男性和女性TCAL差异(表1)。

2016年，香港男性与吸烟有关的死亡率为69·1 / 10万人(95% CI为60·2-79·9)，女性为12·9 / 10万人(95% CI为8·3 - 19·3)。相比之下，吸烟致死率最高的为比利时男性(188·2179·4-196·8)、西班牙(179·5,173·5 - 185·8)、意大利(175·7,169·4-182·1)、丹麦(193·8,179·8 - 207·2)、英国(161·2,152·2 - 167·5)和荷兰(141·7,133·1 - 150·0)。香港的与吸烟有关的死亡率和归因于高收入地区的吸烟比例死亡率(占所有死亡人数的百分比)均为最低。

香港的流行病学转变发生在20世纪，当时死亡的驱动因素从传染病和婴儿死亡逐步转向非传染性疾病和老年人死亡(图1B)。在二十一世纪，香港所有群组的寿命都比其他地区的同类群组长(图3)，而老年人是造成预期寿命与其他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图2)。这种情况值得关注，因为香港的大多数老年人都是在有限的生活条件下长大的。我们发现，香港本地居民目前比外来移民和HICs居民的寿命更长，表明长寿的增长来自本地，而不是外来的(所谓的健康移民效应)。

作为迄今为止对香港寿命的最大和最全面的评估，本研究结果显示，香港的生存优势的主要原因是，在高收入地区中，香港的心血管死亡率最低(表1，图3)。香港男性生存优势的其他因素包括高收入地区交通事故死亡率最低(图3)，这可能与香港优秀的公共交通系统、较低的汽车拥有率以及与许多高收入地区相比较低的酒精消费量和酒后驾驶有关。这一发现也可以为包括中国城市地区在内的其他地方的公共卫生战略提供信息，在中国所有省份，道路交通伤害都是十大死亡原因之一。香港妇女的癌症死亡率是最低的，特别是乳腺癌死亡率，因为没有大规模筛查计划，可能是由低酒精和少吸烟等有利行為模式促成的。然而，香港的生存优势被肺炎和肝癌较高的死亡率部分抵消(表1)。肝癌的高死亡率可归因于普遍的乙型肝炎感染，自1988年开始普及新生儿疫苗接种后，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十年应会下降。香港肺炎死亡率相对较高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包括空气污染和其他主要原因(如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导致的死亡较少。

本研究认为，香港人口长寿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两个主要驱动因素的独特组合:经济繁荣和成功的烟草控制(表2)。这种结合导致与贫穷有关的疾病减少(图1B)，同时抑制了高收入地区主要死亡原因心血管疾病的上升(图3C)。香港男女心血管病死亡率较低，女性癌症死亡率较低，可能是由于香港是世界上吸烟流行率最低的地区之一，是高收入地区中吸烟导致的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图4)。研究显示，在高收入地区中，香港的男性和女性吸烟致死人数分别是1979年和2013年以来最低的(图4)。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的绝对风险水平是最高的，是香港的三倍多(图4)，因此这些国家将从减少吸烟中获益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吸烟率大幅下降，达到了与香港相当的水平(表2)。尽管如此，他们的吸烟归因死亡率仍远高于香港，因为目前的模式是由20-30年前的吸烟趋势造成的。

为了在COVID-19期间和之后保护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主要决定因素仍然很重要，绝不能被忽视。本次研究结果提供了实证支持，即烟草控制和事故预防应成为即将到来的公共卫生议程的重中之重。

原文来源：

Michael Y Ni, et al. Understanding longevity in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long-living, high-income countries. www.thelancet.com/public-health Vol 6 December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