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总生育率正在下降，导致许多国家的人口规模减少。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生育和计划生育文件》，全球生育率从1990年的每位妇女诞下3.2个活婴下降到2019年的2.5个。此外，预计生育率将继续下降。根据联合国的中期变化预测，全球生育率预计将在2050年达到每个妇女诞下2.2个活婴，在2100年达到1.9个。其他的人口普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中，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总生育率达到了1.3的低点，已陷入低生育陷阱。出生率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下降，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创新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全球老龄化社会将带来严峻的经济、医疗和人道主义挑战。

一般而言，许多国家将计划生育作为减少人口结构转型负面影响的几种方法之一。例如，中国政府于2013年11月发布了有条件的"二孩"政策，然而政策调整释放的生育潜力远未达到预期。2015年10月，政府发布了“普遍二孩”政策来刺激生育，生育率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增加了12.95‰和12.43‰，但政策的后续动力不足，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有限。与2011-2015年同期相比，2018年和2019年的出生率分别下降了1.17‰和1.63‰。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并享受配套措施”。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否会扭转低生育率的现状，并有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还有待观察。

本研究旨在评估三孩政策公布后中国普通人群的第三胎意愿，确定参与者决定是否生育三个孩子的原因，并分析社会人口特征方面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中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仅限于相对恒定的一般人口特征，可以帮助确定愿意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潜在群体。与以前的研究不同，这项研究还评估了配偶的意愿，而不是只关注丈夫或妻子。

本研究在2021年6月至7月于中国大陆进行横断面调查。共有15332名育龄参与者在线回答并完成了生育意向问卷。

1、参与者的社会人口特征

15332名参与者的地理分布被划分为中国七个主要地理区域(见图1)。人口特征的详细信息见表1。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32.9±5.94岁，31-40岁的人占比最大（51.1%）。其中大多数是初婚（97.3%），汉族（74.6%）。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城市的人数几乎是居住在农村的6倍。超过一半的参与者有学士学位(56.0%)，处于家庭月收入最低水平(54.5%)。贷款买房者居多(67.8%)。在职业中，医护人员所占比例最高(71.0%)，女性比例最高(78.4%)。其中约四分之一(79.7%)已经有一两个孩子。

2、第三胎意向状态

在这项研究的所有参与者中，只有12.2%的人表示想要第三个孩子。大多数被调查者(70.0%)表示，他们与配偶有相同的意向。表2中可以找到更多关于不同群体第三胎生育意愿的结果。

3、对要三孩不同决定的原因

在那些愿意生三个孩子的人中，22%的人想要一男一女，14.8%的人认为第三个孩子有利于孩子的发展，14.3%的人只是喜欢孩子。对于不想要三个孩子的人来说，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工作繁忙(29.2%)，接着是抚养和教育孩子的高成本(28.1%)、以及少生观念的影响(10.6%)。更多细节见表3。

4、影响第三胎生育意愿的因素

最小容差为0.650（均大于0.1），最大方差膨胀系数（VIF）为1.538（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似然比检验的P值小于 0.001，表明模型具有足够的拟合。Hosmer和Lemeshow检验的卡方值为9.558，P值为0.297（大于0.05），表明模型具有足够的拟合。 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居住地、教育程度、住房拥有率、家庭月均收入、现有子女数等因素，为中国育龄人口三胎意愿的影响因素(表4)。

综上：

（1）育龄人口在中国大陆生育三个孩子的意愿低

约八分之一（12.2%）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生三个孩子，低于中国育龄妇女（36.2%）和流动人口（21.3%）的第二胎意向。 在本次调查中，大多数夫妇的第三胎意图相同（70.0%）。生育意愿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研究表明，生孩子的决定是多方面的，不仅取决于个人和经济因素，还取决于社会政策。 仅仅依靠政策来促进出生意向的增加是不够的。要把政策制定的重点转移到理解和引导育龄人口的第三胎意向状况上来。

（2）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以及高昂的教育成本是低意愿的主要原因

儿童的抚养、照顾和教育是费时费力的。无论职业类型如何，繁忙的工作，加上多孩的养育，都会让父母筋疲力尽。这也是他们不想生三孩的主要原因。而由于缺乏公共补贴的托儿服务，导致儿童保育成本大幅增加。对于学龄儿童的教育，由于校内外教育支出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有所增加。校外费用通过家长为子女报名参加各种补充课程和兴趣班而产生。校内费用包括购买学区住房和支付学校选择费。根据中国教育小组调查（CEPS）的数据，2014年全国家庭平均课外辅导班支出达到每年2268元。因此，增加对公共托儿所服务的财政投资，降低学龄儿童的教育成本，将有助于增加生育更多孩子的意向。

（3）三胎意向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存在差异

本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者生育三孩的意愿逐渐下降（OR = 0.960，95% CI = 0.950，0.971），这可能是父母年龄较大与生育能力下降以及被认为怀孕和新生儿并发症的风险较高有关。这也表明，如果政府能为老年夫妇提供孕前健康指导，他们的三孩生育意愿可能改善。

男性生三孩的意愿是女性的两倍多，这可能与性别差异造成的社会责任多样化有关。关于生育，妇女承担着怀孕和分娩的主要责任，这对妇女的身心健康构成的风险大于男性。此外，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生育更多的孩子意味着职业发展面临更大威胁。因此，女性在表达三胎意向时更加谨慎保守。

少数民族三胎意愿强于汉族（OR = 1.819，95%CI = 1.612–2.042），可能与晚婚和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汉族群体的长期影响有关。

过往研究更多地关注已婚者和单身者之间生育意愿的差异，而对初婚或再婚状况与生三孩意向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本研究发现，与初婚相比，再婚参与者有第三次生育意向的可能性是其2.34倍（OR = 3.041，95%CI = 1.418–6.521）。潜在原因可能与重组家庭选择共同生育的倾向有关，这可能有助于维持和加强夫妻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

对教育程度与生育意向之间关系的横断面数据分析揭示了研究结果的多样性。 教育程度是生育意愿最确定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之一，与生育行为成反比。本研究的结果与先前研究相似：与拥有高中学历的参与者相比，拥有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参与者的第三胎意图分别下降了37.7%和44.6%，这可能与改善教育允许女性追求自己的职业并使其中一些人摆脱抚养孩子的现象有关。

根据系统评价，住房类型与生三孩意向相关。即使是现在租房的参与者，他们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意愿也比那些贷款拥有房屋的人强15.9%（OR = 0.841，95%CI = 0.720-0.982）。与租房相比，在中国贷款购房的经济压力更大。如果贷款利率可以降低，或者可以提供更方便、更可持续的租赁服务，将有助于增加育龄人口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

家庭年收入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经济状况越高，对生育质量的关注就越大，不生育的愿望就越大。家庭月收入在2万元以下和3万元以下的人的第三次生育意向分别为1万以下人口的80.5%和78.2%。此外，对不同第三胎意图的推理分析表明，抚养和教育孩子的高昂成本是不愿意生三孩的第二个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生育率下降在城市开始得更早，发展速度比农村地区更快。在本研究中，农村人口的生三孩意向是城市人口的1.203倍。原因可能与不同的区域背景和生育意识形态有关，例如孕产妇就业，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城市环境中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增加。以上所有因素都成为增加和实现出生意向的障碍。

与尚未生孩子的人相比，已有两个孩子的人的第三胎意愿增加了83.9%。然而，那些只有一个孩子的人不太愿意生第三个孩子（OR = 0.853，95% CI = 0.729-0.998）。这可能与所调查的不同人群、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现有儿童人数的差异有关。

 

总的来说，中国育龄人口生育第三胎意向的总体水平并不高。探索影响三胎的社会人口特征有助于了解不同群体的生育欲望，并为探索潜在的生育驱动因素提供线索。年龄较小、男性、少数民族、再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较低、居住在农村并已经有两个孩子的人群的生育年龄显示出较高的第三胎意愿。结果表明，应执行有效战略，刺激育龄人口的第三次生育意愿，这种战略应使人们能够将有酬工作与父母责任结合起来，包括通过灵活的工作时间、非全时工作、无薪育儿假以及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儿童保育保障。这对于改善拥有高质量资源（如更高水平的教育和经济资源）的个人的出生意愿特别有意义。

 

原文来源：

Yan et al. Third birth intention of the childbearing-age popul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BMC Public Health (2021) 21:2280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1-123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