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沈荩。

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害的林白水。

清末我国开始有了“记者”这种称谓，据考证就诞生在北京。在近代历史上，有几位记者为革命事业献身，至今读来仍令人唏嘘。

因曝光中俄密约殉职的沈荩

沈荩，湖南善化（今湖南长沙）人，属于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回国后继续从事革命事业。沈荩后受聘为报馆记者，因擅长交际，人脉很广。1903年3月，沈荩从满清权贵口中得知，中俄两国将要签订秘密协约。经过多方努力，沈荩最终通过政务大臣王文韶之子，拿到了卖国的《中俄密约》草稿原文。沈荩决心在协约签订之前将其昭示天下，阻止清政府的卖国恶行。

沈荩迅速将《中俄密约》的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该报当即原文刊登。随后，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报纸还专门出了一期号外。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没敢在《中俄密约》上签字。

但清政府立即派人查找密约泄露原因，1903年7月19日晚，沈荩在北京的寓所被捕。沈荩毫不畏惧，坦承了自己所为，并严厉痛斥清廷的可耻行径。沈荩被捕时，一个素与他交好的日本人打算通过本国政府进行营救，可是被沈荩谢绝，他说：“公何得尔？此吾国国权，非外人所宜干预者也。”

清廷痛恨沈荩搅乱了他们的计划，决定采用杖毙方式处沈荩死刑。行刑者用竹杖轮番击打沈荩的四肢及背部，殴打达三四个小时，致使沈荩“皮骨枯露，血肉横飞”，但他仍没死，最后只得用绳子勒死。沈荩死时年仅31岁。

一石激起千层浪。《字林西报》随后发表《北京政府之暴行》：“北京政府今出现一残酷不可言之政……其狠心残忍，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就连国外的报纸，也纷纷对清政府加以谴责。

被同行骗捕的邵飘萍

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是常态，尤其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于冯玉祥临阵反水致使直系军阀吴佩孚惨败。张作霖和吴佩孚迅速携起手来，并联合阎锡山一同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4月15日，冯玉祥下令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守西北，并通电下野，张作霖进军北京。

因邵飘萍的《京报》在宣传上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北洋政府及张作霖的黑幕，声援反叛张作霖的郭松龄，支持国民军，且拒绝张作霖的巨额收买，邵飘萍对于张作霖来说犹如封喉利剑。所以张作霖进入北京后，立即悬赏抓捕邵飘萍。感觉到不妙的邵飘萍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这里是外国特权地区，中国没有司法管辖权，张作霖也不敢擅自入内去抓邵飘萍。

邵飘萍有个熟人同行叫张翰举，是《大陆报》社长。这个张翰举专门奔走于娼妓云集场所和吏员界，刺探消息，造谣生事，为权贵效力。张作霖找来张翰举承诺：骗捕邵飘萍后，给他造币厂厂长的职位和二万块大洋的酬劳。

面对巨大利益诱惑，张翰举见利忘义，来到六国饭店劝说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社会以新闻自由为名干涉，不敢杀他，并说已向张学良疏通，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对他既往不咎。邵飘萍以为他是朋友，信以为真。当晚，邵飘萍趁夜色乘车回报馆，途中被预先埋伏好的军警截住抓捕。《京报》馆随之被查封。消息传出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但经多方斡旋仍告失败。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

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害的林白水

林白水，中国现代报业的先驱人物，先后创办了多家报纸并担任主编。报纸多次被封，林白水三进牢狱，但他始终坚持“消息记者应当说人话，不说鬼话；应当说真话，不说假话”。

1921年3月，林白水和胡政之在京创办《新社会报》。1922年2月，因揭露军阀吴佩孚公权私用的黑幕，报纸被勒令停刊，5月，报纸得以复刊，改为《社会日报》。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表示：“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这年6月，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了曹锟贿选总统的内幕，触怒了当局，报馆被以“妨碍总统选举”罪名查封三个多月，林白水也遭到关押。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捕遭杀害。一时间血腥恐怖，新闻界人人自危。林白水没有被吓倒，5月12日依然在《社会日报》上发文《敬告奉直当局》；5月17日，他又在时评中抨击直奉军阀。8月5日，林白水撰写的时评《官僚之运气》，讽刺了张宗昌及其心腹潘复沆瀣一气搜刮民脂。8月6日凌晨，林白水被张宗昌逮捕，清晨4点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莫须有罪名杀害。

林白水遇难距邵飘萍被杀仅百日，北京《自立晚报》刊发专稿《萍水相逢百日间》，悲愤地称他们为不屈的新闻斗士。

沈荩是中国第一位殉职的新闻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则是民国时期的硬汉记者，他们的壮举和牺牲彰显了记者的职业良心和新闻媒体的力量，直至今日，他们的精神仍在鼓励新闻记者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