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说起这类拥有“三寸不烂之舌”的强人，后人常津津乐道乱世里连横合纵的英姿，甚至谈笑间力挽狂澜的潇洒风姿。但这次我们要说的，却是十分特殊的二位：两位身在晚清年间，更悲壮支撑近代中国耻辱时刻的“口才强人”。

说到这类人物，很多近代史粉丝们，也往往想起那位自诩为“裱糊匠”的晚清洋务运动强人。但下面说的这二位，仅以考验论，面对的却是比那位“裱糊匠”艰难得多的“地狱难度”。首先一位，就是长期担任驻美大使的伍廷芳。

在21世纪初，央视一部甲午题材影视剧里，马关条约谈判桌上，中国谈判代表伍廷芳跪地痛哭的一幕，不知看哭了多少观众。但在真实的晚清历史上，确实历经太多耻辱时刻的伍廷芳，却是个从不相信眼泪的人。这位林肯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年轻时即扬名香港，有着“伍叔”美名的大律师，从来以强大口才著称。

而在接受了李鸿章邀请，成为晚清外交家里的代表人物后，他那出名的口才，更找到了新的战场：在那弱国无外交的谈判桌上，能争一分是一分，为正挨揍的近代中国，艰难争取国家利益。在历经了马关条约的耻辱后，他有随即接受了一个更高难度考验：就任驻美公使。

当时的美国，正是“排华”风气空前高涨的年月，外加大清朝败仗打得多，丧权辱国的现眼场面极多，国际形象当然一落千丈，动辄就被美国人当软柿子“排”。1897年，中国官员张萌恒路经美国时，竟在纽约街头被美国激进分子攻击。嚣张的美国妇孺们拿着石头泥块，当街把张大人砸得灰头土脸。而路旁的美国警察呢？竟一个个装看不见。

这样的遭遇，也不止张萌恒一位。中国官员在美国遭到羞辱甚至扣押，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本身就不是新闻。甚至1903年，中国驻美公使馆武官谭锦镛，因为不堪美国警察的羞辱，竟愤然跳海自杀。这，就是作为驻美大使的伍廷芳，身处的“虎穴”。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虎穴里，面对美国人的白眼，面对千难万难的处境，伍廷芳依然尽自己所能，竭力为国家利益交涉。特别是在美国排华情绪高涨，中国学生与商人也常在美国遭到刁难和扣留。以往的中国大使遇到这类事，都是能躲就躲，伍廷芳却多次迎难而上，在给美方的照会里，他也多次展现了强大的口才，怒斥美国“以素号文明之国，而此损碍名声之事”。其丝丝入扣的照会，常叫美国方面哑然。

于是，面对美国人的傲慢，伍廷芳却也赢得了多次外交胜利：1901年，被火奴鲁鲁当局拒绝登岸的香港学生，在伍廷芳的交涉下获准入境。同年，两名被旧金山移民局野蛮驱逐的中国学生，也经过伍廷芳的力争，成功获得了入学资格。其中的一位，就是民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孔祥熙。

这些事情，一百年后看来没什么稀奇，但放在当时，何其不易。

与此同时，伍廷芳还曾奔走美国各地，发表各种文章与演说，驳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他在宾夕法尼亚的著名演讲《论美国与东方的交际事宜》，一口气吸引了四千多听众，现场掌声雷动，其幽默风趣的演讲稿，不但当时被美国各大媒体转载，还被写入了美国各类演讲学的教材里。以《纽约时报》的评价说：伍廷芳“英语说的与中国话一样好，他具有所有东方的幽默和智慧，能恰到好处的将这些翻译成美国话。”

如此境界，堪称口才中的高手。

这样的伍廷芳，也让美国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担任美国公使期间，美国也不得不在各方面向中国做出让步。美国总统罗斯福更发出一段对伍廷芳的“恶评”：“他（伍廷芳）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中国佬，他一旦得手就能让我们全不得好死”。在那个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年代里，这样一个能叫美国总统发出“不得好死”惊呼的牛人，口才该有何等杀伤力。

而比起纵横美国的伍廷芳来，另一位晚清口才强人，留给我们的却更是悲壮的记忆：杨儒。

与伍廷芳一样，杨儒也曾担任过驻美大使。这位汉军正红旗出身的能臣，还曾担任过驻俄奥荷各国使节，比起晚辈伍廷芳来，是个绝对的老资格。但是一场突发的国难，也把这位“老资格”，推到了风口浪尖的境地：庚子国难。

一场庚子国难，八国联军肆虐华北大地，“八国”之一的沙俄，更是腾出手来吃独食，沙俄十七万大军席卷东三省，一口气打到新民府（辽宁省新民县），眼看中国东北大地，就要被贪婪的北极熊咬下一块。已是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哪里还有还手的力气，无奈祭出了新大招：杨儒为全权大臣，去彼得堡与沙俄谈判。

说实话，这次“大招”，说是“谈判”，可大清朝要兵没兵要钱没钱，手里任何筹码都没有。所谓谈判，看上去就是走过场。沙俄方面也拟定好了协议，就等杨儒过来画押。但不放弃的杨儒，却同样以他强大的口才，开始了艰苦的博弈。

杨儒首先抓住的，是沙俄方面的漏洞：沙俄拟定的领土协议，是在强行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拟定的。于是谈判启动后，杨儒就犀利反问：“假如俄员在外未奉训条，擅自画押，未知贵国政府能作数否”。一个“程序问题”，驳得俄国代表哑口无言，不得不废掉“协议”。沙俄的刺刀面前，老辣的杨儒赢了第一局。

但接下来的谈判，才是千难万难：深知杨儒厉害的俄方，又炮制出新协议，并且软硬兼施，大谈大清与沙俄的“友好”，可杨儒一句话，又轻松戳破了画皮：俄国的东北协议，不过“如英之待印度”。

两个月的拉锯谈判，当然不是几句犀利驳斥能解决的，杨儒也想尽办法，每次谈判都顾左右而言他，各种“拖”字诀当头，拖掉一场是一场。现场记录的翻译顾维钧（未来巴黎和会代表），更发出痛苦叹息：这些记录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最悲惨、最耻辱的时代。

也就是在这耻辱的谈判里，不停在谈判桌上吃瘪的沙俄，明明手握强大的武装优势，却还是按照杨儒的要求，对条款“三驳三改”。到1901年3月22日，恼羞成怒的沙俄，对杨儒百般威逼，苦苦交涉的杨儒，还在谈判结束后回住所的路上不慎跌倒，从此一病不起。为了国家利益，他真是用生命在拼。

他的拼，也终于没有白费。两个月的苦苦支撑，为清王朝赢得了外交斡旋时间，生怕自家利益受损的西方列强纷纷介入，局面陡然对沙俄不利。杨儒的病倒，更叫沙俄方面成了众矢之的。1901年4月6日，沙俄终于发表声明，声称“条约暂做罢论”。挣扎在沙俄铁蹄下的东三省，这块沙俄已经到嘴的肥肉，就这样奇迹般的，由杨儒拼命抢了回来。

但杨儒已经油尽灯枯，1902年2月17日，积劳成疾的杨儒病故于彼得堡，是年4月8日，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收回了东三省主权。历经耻辱的杨儒，在弱国无外交的时代，就这样以生命为代价，创造了一场奇迹。

奇迹的背后，更是那个绝望的年代里，多少身份立场不同，却从未放弃，为中国命运苦苦支撑的身影。他们或许生不逢时，或许历经坎坷，或许壮志未酬，但他们，真的尽力了。

参考资料：武乐堂《论伍廷芳对晚清旅美华人的保护》、 钟康模《晚清外交家杨儒在中俄谈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