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城市与社会 | 希望的空间？大都市中的农民工博物馆

从广州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我来到这座位于深圳宝安的劳务工博物馆。来参观的人并不多，除了学校和政府部门组织的一些“学习之旅”之外，主要是生活在博物馆附近的居民（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工），一位爷爷正向他的后辈讲述以前在深圳的打工经历。

30多年过去了，现代都市的神话似乎在深圳这片土地上得到了验证，农民工博物馆正像是这座城市打工历史的微缩窗口，透过它，我们看到城市天际线之下模糊细微的人影。

“每一个现代化城市，都是一座打工博物馆。”——崔永元

中国社会转型与农民工形象的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特大城市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这部分流动人口构成了“农民工”的主体。

20世纪90年代的官方文件中，提出要限制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盲流”一时间也成为媒体甚至是官方文件中指代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专用称号，要求农民必须持流动就业证、暂住证才能外出就业。

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的早期，农民工的公共形象往往与一系列社会弊病捆绑在一起，他们被贴上了无序、不文明、低素质甚至犯罪的标签，加上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歧视与偏见，农民工群体似乎成为了“城市社会秩序的外来者”。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农民工的公共话语慢慢开始变得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通过媒体（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分享他们在都市中的打工生活经历来调适自我。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标签逐渐褪去，农民工形象转向更具浪漫化与审美化的建构。

21世纪初，政府逐步取消了针对流动人口流动与就业的限定，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第一次被正式列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之中。

2008年，农民工首次在春晚舞台上亮相，演唱了一首名为“农民工之歌”的歌曲，这首歌肯定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他们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对物质财富与自我价值的追求。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在大众媒体与国家的新兴话语中，农民工形象拥有了更积极正面的形象，称赞他们的勤劳、坚毅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巨大贡献。

尽管新兴的公共话语逐渐扭转了农民工的污名化标签，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依然严峻，条例与政策的制定并没有真正改变农民工的身份地位以及生存的状况：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指出，在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了6万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城市农民工的就业与劳资问题，劳工抗争事件此起彼伏；2010年，富士康发生了多起工人跳楼自杀事件。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构思在大城市中建设农民工博物馆（MWMs：migrant worker museums），集中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及对城市建设的重要贡献，以维护社会和谐并安抚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消极情绪。

那么，农民工形象的公共话语的转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意味着什么？大都市中的农民工博物馆是如何去展示或回应这样的转变？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考察了两座由政府主导运营的农民工博物馆：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和广州农民工博物馆。

一方面，在大众媒体上，这两座博物馆是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展览最全面的农民工博物馆；另一方面，考虑到深圳与广州对农民工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我们认为这两座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窗口，有助于了解农民工管理制度在国家话语和陈述中的意义。

中国的农民工博物馆

中国的农民工博物馆大致可分为三类，由政府主导运营的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与广州农民工博物馆；由草根团体自发建成的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及政府与草根团体合作建设的成都中国农民工博物馆。

我们的研究主要考察了政府主导型的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和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在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期间，我们多次参观了这两座博物馆，拍摄了展出的所有图像、文字和物品，同时随机访谈了来博物馆参观的外来务工人员。

政府主导型的农民工博物馆采用了类似的建设模式：基于工业遗产的概念，将旧的工厂加以改造成为展览空间。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是宝安区政府建设的“十大民心工程”之一，在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上屋热线圈厂旧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于2008年由宝安区政府资助建设完成，投资350万元。

深圳劳务工博物馆。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广州“农民工博物馆”选址于白云区黄石街原马务联和工业区第12号旧厂房，于2010年由广州市政府多个部门合作完成。博物馆在保留原村外来工居住环境的前提下，增加了新的写字楼与创业产业园，后扩建为由“村+馆”组成的城市印记公园，项目总投资估算3.92亿元。

广州农民工博物馆

农民工博物馆的展览物品对外公开征集，主要来源于农民工群体和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展示了旧的工作生产车间、当时农民工务工需要的各种证件（暂住证、劳务证、生育证、就业证）、各类劳动工具与生产机器等。

博物馆中的员工宿舍

各种证件

深圳劳务工博物馆的展览构建了一系列主题：第一部分集中于对深圳成为农民工集聚地的历史政策背景介绍；第二部分侧重于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第三部分是对农民工在深圳的生活进行了描述；第四部分是政府关爱政策与行为以及农民工与都市人和谐的生活；最后一部分对农民工的向上流动进行了案例介绍。

广州农民工博物馆的展览主要分为三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的历史背景；农民工进城工作的过程（找工作、维权、乡愁、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和社会融合经历。

劳动光荣：农民工形象的浪漫化

“这个博物馆的建成，是为了铭记广大劳务工对宝安乃至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保存城市历史，弘扬特区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增强劳务工的家园意识和归属感，激发广大劳务工开拓奋进的热情。”——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

我们对政府主导运营的博物馆的关注点在于农民工形象在国家话语中的表述。在政府的官方话语中，建立农民工博物馆是为了铭记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方面，博物馆所传递出来的话语赋予了农民工坚毅、勤劳、温顺的高尚品质，展览文本对农民工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进行了浪漫化的、积极正面的书写。例如，常年户外工作暴晒而变得黝黑的皮肤在博物馆的叙述中被描绘为“他们过多的沐浴阳光”；高空作业的工人们被描绘成“高空建筑玻璃幕墙上几个小小飞翔的人影”；过了退休年龄迫于生计而继续劳作的农民工则是被描写为“老当益壮”……

另一方面，展览内容宣扬了“劳动光荣”，农民工被刻画为愿意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和牺牲，并对相对较低的回报感到满意。例如在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所展出的雕塑作品中对纺织女工和电焊工人的描写：

“夜深了，一位女工还在缝纫机前劳作，而她的孩子已经躺在缝纫机下睡着了。三十多年前，女工加班是常有的事情，为了明天，再苦再累她们也默默地扛着。”

“这是一个早期来深建设者的身影，那时的电焊工很苦，天干气躁，火烤电烧，何等艰苦，为了效率、速度哪还顾得上个人安危，这应该是一种精神。”

总体上，深圳与广州的农民工博物馆的展览非常有助于扭转早期农民工群体污名化的社会形象，让城市居民认识到对城市发展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以增加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关注、理解与尊重。尽管展览中承认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描绘出一幅相当乐观的画面，即农民工通过在城市的辛勤劳动实现了自我完善和自我素养的提高，通过不断的技术知识、资金与经验的积累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实现了阶级的向上流动。

这种叙事体现在对“劳动模范”的故事中，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展览的一系列故事中，特别突出的是安子的故事。安子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她被认为是农民工在城市中通过打工追求梦想并最终实现梦想的典型例子。

安子的故事

安子通过撰写打工纪实小说而成为一名作家，并创办了一家家政公司，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她的成功经历被国家纳入宣传话语中，“打工皇后”成为了众多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同样的，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对农民工返回家乡进行创业活动的故事进行了更多的着墨，农民工的回乡创业给偏远的农村地区带去进步和发展。

政府主导型的农民工博物馆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即反复强调自力更生和个人进取，农民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了美好生活与社会阶级的向上流动。我们并不否认培养技能和激励农民工群体的创业精神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福利与城市生活体验，然而，劳动模范的成功不能真实反映出农民工群体的平均状况及其弱势地位，这其中忽视了两个重要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尽管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农业生产的最低工资，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依然存在着显著的不平等，经济获得改善的论调无法解释农民工在城市生产活动中受到剥削的本质；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工无法通过自我素质的提高而培育出创业精神，而是被劳动和城市生活的体验所异化，在深圳和广州的农民工博物馆所构建的叙述中，大多数农民工在“劳动模范”的光芒中被掩盖，他们在这种前瞻性的国家叙述中变得失语。

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一位前来参观的农民工在受访时说：“（博物馆）没太体现出这个太基层的一种，里边展示的是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拼了老命也爬不到那些地位，尤其是在这些拼这拼那的年代，一般人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何况是农民工。”

自上而下话语的不足

发展社会学博士吕途在其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写道，“在主流叙事中，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总体上被简化为经济奇迹的历史……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劳动者是主体和创造者，他们有时也是受害者。”

21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改善户籍制度，相继颁布了劳动合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劳务移民社会保障的相关规定，向农民工群体提供公共服务。近年来，政府提出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

然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制度化的不平等并没有得到重视，农民工群体无法切实享有城市的服务与福利，尽管他们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

城市中的农民工博物馆，是对市场逻辑和市场经济的自我反省，关注社会平等和国家主导的保护。很大程度上，深圳与广州的农民工博物馆所展览的内容构建了一个相当线性与乐观的主流叙事，大部分的紧张和矛盾都被抹去，淡化了农民工群体在生活与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尽管政府主导型的农民工博物馆所构建的话语可以被解读为对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的逆转，但这种自上而下的话语却未能通过质疑市场和资本的核心原则和价值，进而赋权于这一社会群体。

我们认为，或许农民工博物馆可以探索一种“自下而上”的话语，例如成都“中国农民工博物馆”和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注重农民工群体的劳动价值与艰苦历程，关注农民工的社会问题以及更加强调农民工群体的参与性与主体性。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40年，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大城市整体高发展，但我们不能忽视在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以个体的低权益为代价。因此，改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生存状况，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一方面有赖于国家对户籍制度和社保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包容为草根阶层提供发声的空间与渠道，倾听来自草根阶层的声音。

[作者张瀚系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助理，钱俊希系香港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本文改写自钱俊希、郭隽万果撰写的学术论文“展览中的农民工: 中国农民工博物馆的出现，新自由主义治理实验”（Migrants on exhibition: The emergence of migrant worker museums in China as a neoliberal experiment on governance），文章收录于《城市事务杂志》（Journal of Urban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