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于1930年7月。

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由私人兴办，并首开中国传统建筑学术研究先河的民间学术团体。在其存在期间，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阚铎等一大批仁人志士，曾前往全国15个省份的220多个县，测绘、调查、拍摄了2000多座建筑。许多现今名扬海内外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赵州桥等，均由中国营造学社首先发现其价值。从发现、“破解”北宋的《营造法式》，到长达15年的大规模野外调查及文献典籍整理，再到其所造就的包括梁思成、林徽因、罗哲文等在内的一批中国建筑和文物研究领军人物，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于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贡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民国十九年3月16日，也就是公元1930年3月16日，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今日本社假初春胜日，与同志诸君一相晤聚。荷蒙联袂皆临，宠幸何极。溯本社成立以及经过情形，与今后从事旨趣。有应举为诸君告者。”此一年、月、日当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确切时间。

《营造法式》作者李明仲像

根据《营造法式》绘制的五彩遍装彩画示意图。

中国营造学社发轫于中国建筑学者在美国资助下于1929年开始的《营造法式》系列主题讲座。后来渐成气候，从松散的个人的学术讲座发展成有组织的学术团体。正式成立后的办公地点临时设在北平珠宝子胡同七号。

北宋《营造法式》书中的建筑图样

兴办学社初为破解“天书”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建源自北宋将作官李明仲著《营造法式》的发现。而这个发现者，就是当时担任民国政府要员的朱启钤。

朱启钤(1871一1964)，字桂辛，号蠖园，贵州开州(今开阳)人。清光绪年间举人，历任晚清、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僚要员，拥有广泛而又复杂的中外社会关系。1919年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后，遂辞职潜心从事市政、工矿以及公益疗养等实业：1930年3月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为首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哲匠录》、《蠖园文存》、《研究计划》等。

1919年，一场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标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发展。正是在这一年，朱启钤受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委托，赴上海以北方代表的资格出席南北议和会议。在途经南京时，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无意中发现手抄本北宋《营造法式》一书便当即通过当时江苏省省长严震将该书借出，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以传后世。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丁本的《营造法式》。但由于丁本《营造法式》经屡次辗转传抄．错漏难免。朱启钤认为这样珍贵的古籍一定要尽可能使之更为完善，因而委托版本专家陶湘及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葆昌、吴昌绶、吕铸元、童钰、陶珙、陶祖毅、阚铎等搜集各家传本译注并校对，为此“时阅七载，稿经十易”，于1925年付梓刊行。丁本《营造法式》经陶湘等人校对、装帧并刊布之后，致使朱启钤“自得李氏此书，而启钤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希望愈大，发现亦愈多。”于是便有了组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私人机构——营造学社的愿望。1925年，以朱启钤私人名义成立的“营造学社”成为后来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身。

朱启钤

朱启钤在自叙中国营造学社的缘起时说：

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启钤自刊行李明仲《营造法式》，而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涂辙。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成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启钤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沦胥，传世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同志若干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学术大昌，群材致用。工艺经诀之书，非涉俚鄙，即苦艰深。良由学力不同，遂滋隔阂。李明仲以淹雅之材，身任将作，乃于造作之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器分途、重士轻工锢习。今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穷研，务使学者融会，博采图籍，编写工科实用之书。

1935年，朱启钤（右一）、梁思成（右二）和刘敦桢（右三）考察北京天坛修缮工程。

中国要写自己的建筑史梁思成、刘敦桢纷纷加盟

陶湘校订的丁本《营造法式》刊行后，朱启钤视同精美的文化食粮，迫不及待地送给他的好友、当时中国的文坛巨匠梁启超分享，梁启超如获至宝并邮递给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妇林徽因。

梁思成徜徉在充满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环境中，手捧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如同面对天书而百思不得其解。一番沉思之后，梁思成觉得欧美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惟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尚未注意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只有日本学术界开始注意中国，其中著名者有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梁思成认识到：中国人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192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梁思成决意再进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以“中国宫室史”研究为名申请攻读博士学位，从此矢志于中国建筑的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濒临危险，朱启钤觉得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仅凭借中国营造学社中的一些版本学家和文献学者的考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援引专门的人才和现代科技手段才能使研究得以深入发展。引进建筑学的专门人才成为这时候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关键。

于是，历史的机缘选择了梁思成。这一年，已经回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的年轻教授梁思成不满于校方行政领导的无理干涉，加之林徽因身体不适需要回北京在更好的条件下进行治疗，夫妇俩回北平住在北总布胡同休养生息。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赋闲期间，朱启钤通过梁启超请梁思成帮忙设计一套自行居住的四合院。梁思成很快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且在建筑设计创作中，除了保持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之外，还在门窗及内饰中增添了西方古典建筑元素的有益成分。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深得朱启钤的赏识，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询问梁启超，中国营造学社正缺少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人才，梁思成是否愿意加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踌躇满志，得此消息，欣然应允——这不正合他们的心愿吗？何乐而不为呢?而同样也是在这一年，毕业于东京高等专科学校建筑科、身为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教授的刘敦桢，也正在寻找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位作为依托。于是，继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次年刘敦桢也如愿加入。

梁思成、刘敦桢不约而同地先后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对于朱启钤来说如虎添翼。于是，朱启钤任命梁思成为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为文献部主任，一主二辅、三足鼎立的稳健的学术组织架构初步形成，中国营造学社自此开启了真正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学术征程。

中国营造学社拍摄的老北京东四牌楼南座。

抗战前记录大批古建实物终奠定中国古建研究根基

从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营造学社同仁按照朱启钤战略思想与研究计划，运用田野调查、现代测绘、文献考证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南北腹地开展了广泛而细致的建筑遗产保护与研究实践工作。仅在华北地区137个县市，调查的古建筑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的测绘图1898张。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基本上摸清了中国建筑自辽代至清代的轨迹，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建筑历史上一些珍贵的古建筑遗存，如独乐寺、佛光寺、赵州桥、应县木塔、嵩岳寺塔等都是在此时发现与测绘的。

自抗日战争爆发至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终结，按照朱启钤的学术思路，朱启钤坐镇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辗转于云南昆明、四川李庄等地继续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相对于前期成就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国营造学社因为战争和经费拮据的影响，田野调查与实地测绘工作难以完成，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学术著述上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建筑设计参考图集》、《清式营造则例》、《工段营造录》、《营造算例》、《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等经典学术论著均在这段无比艰辛的时期成书、出版。

这些论著和相关研究基本上厘清了自汉代至清代古建筑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自北魏至清代的建筑实物资料。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戴念慈将朱启钤所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功绩归结为以下五点：“首先它把中国传统建筑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研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编写了大量质量高的资料和文章，这是第一大功绩；第二个功绩就是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人才，这批人才现在还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骨干中坚分子；第三个功绩是中国营造学社治学方式方法的影响深远，这方式就是从测绘入手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第四个功绩就是把中国的传统建筑学传播到外国去；第五个功绩就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中国营造学社时代写出了多篇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文章。”但是，戴念慈似乎忘记了总结中国营造学社所创造的一个最大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它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建筑史学问题的先河，并建立了中国现代建筑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