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南渡北归育人杰，青春百年再出发。百年来，无数人与南开相遇，或在这里经历成长，或在这里奉献韶华，抑或只是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一个南开人。写出你的南开故事，让它成为南开的历史。

新开湖畔的灯光

作者：丛文滋

我从南开毕业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珍藏在心底的回忆还是像昨天一样清晰，尤其是新开湖畔图书馆的那抹灯光，时时给我带来温暖的心绪。

1962年，我从旅顺那个小地方考进南开大学中文系。刚入学就感到与周围同学相比，自己读书少、基础差。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刻苦学习，认真读书，才是攀登进步的阶梯。一段时光过去，我深切感受到，上课与读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上课是学习，读书也是学习，而上课是制度规定的学习，读书是制度之外的学习；上课是强制性学习，读书是自觉性学习；上课是学生时段的学习，读书是伴随终身的学习。

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最好地点是图书馆。它静静地耸立在新开湖畔，当时馆藏图书七十多万册，阅览室宽大整洁，一排排桌椅排列整齐有序，那里还聚集了一批既有知识、又热情服务的图书管理人员。记得有一位身有残疾的图书管理员，他叫丁义恕，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我到图书馆读书时，只要填好卡片，他很快就把藏书找到，有时书架很高，他克服身体行动不便，爬到梯子上帮我找书。有时，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与他谈谈，也很有收益。给我的感觉，他与任课的老师在知识广度和看问题的深度上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都称他“丁老师”。许多老教授、老教师见了他，亲切地喊他“小丁”。

每当晚饭后，许多同学三三两两匆匆忙忙赶到图书馆，有时有急事，不能早去，还委托同学提前去帮忙占个座位，以便为向科学知识高峰攀登占据一个有利的地形。说句让大家见笑的话，在进大学之前，没有见过图书馆，没有读过四大名著，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就是在这座人生驿站的灯光下，我聚精会神、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四大名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还会有计划地重读许多经典书籍。

在南开的岁月里，晚自习我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除外语之外，其余作业基本上也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这里十分安静，阅览室里，除了“沙沙”的翻书声，走路、说话的声音几乎都听不到，读书、写作的效率很高。我人生第一篇见报的稿件也是在这里写的。1965年1月6日，当我拿到当天的《中国青年报》，看到我写的文章变成铅字登在报纸上，文章题目边上署名“南开大学丛文滋”，我的心里非常高兴。可是没过几天，班干部找我谈话，提醒我注意，不要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要牢牢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阶级斗争的气氛在南开园开始蔓延，逐步升温，我写稿投稿的热情就此就逐渐熄灭了。

1967年我毕业被选调到新华社做记者，职业就是码字。虽然第一篇内参稿件受到领导称赞，日后许多稿件和图片都经常见诸报端，但在南开图书馆里写出见报稿子那种别有滋味的感觉再也体会不到了。

当我有了家，生了孩子，我还常常带领全家到母校去转一转。后来，我那双胞胎儿女考大学，因我老伴是上海人，觉得还是在上海上大学比较好，于是，一个考进了复旦大学、一个考进了华东理工大学，子女没有能进南开大学，我一直引以为憾。母校和我的感情一直没有中断，直到现在，每年校友会都把新年贺卡寄给我，校庆时发给我邀请函。我们中文系1962级在南开大学80周年校庆时，全体同学聚在图书馆前合影，恰巧碰到滕维藻校长（我们在校时的教务长），大家热情地要求与他合影，那合影是我们这次聚会所照的最开心的一张。

退休了，因为在新开湖畔播种之后生根发芽的习惯，在天津市或到老家探亲时，我经常还愿意到天津市、上海市的图书馆去阅读报刊杂志，那里的桌椅与南开大学图书馆大体相似，但那样温暖的感觉、热情的话语，感觉不到，也听不到了。

百年校庆将到，届时我会再返母校，再看一下新开湖畔的灯光。

（本文写于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前夕）

作者简介

丛文滋，南开大学中文系1962级学生，1967年选调到新华社当记者，2003年退休。

来源：南开大学新闻中心新媒体中心

摄影：王晓明 林坤洋

编辑：雷昕

审校：马长虹 郝静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