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岛敦与那个时代

1909年5月5日，中岛敦出生于东京市（现在的东京都东部一带）四谷区一户世代以制售诸侯肩舆为业的百姓人家。祖父中岛庆太郎（字抚山）励精汉学，先后开设汉学私塾“演孔堂”“幸魂教舍”，并著有《性说疏义》《演孔堂诗文》。其父中岛田人身为汉学家和汉文教员，曾远赴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地区传道授业。伯父中岛端（字斗南），与清代大儒罗振玉等私交甚密，著有《斗南存稿》《支那分割的命运》。中岛敦在伯父逝世后曾写《斗南先生》纪之。此外，叔祖父中岛荣之甫以及中岛靖、中岛竦两位伯父也皆为汉学家。不过，中岛敦日后高深的汉学造诣并非受家中长辈学教面授，更多的还是源于他本人对汉学的直率喜爱与惊人天赋。

中岛嘉

说起日本汉学，不得不提及两位重量级人物——夏目漱石和内藤湖南。前者被奉为日本“国民作家”，以《我是猫》《虞美人草》《心》等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后者是日本中国研究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撰有《东洋文化史》《支那论》等力作。笔者在东京求学时曾在课堂上听闻中文系某教授盛赞日本文人中唯漱石和内藤的汉诗“没有日本味（日文：和臭なし）”。廖廖数语评点，足以彰显其汉学实力之雄厚。

明治开国，日本政府推行近代化政策，举国步入产业革命时代。拥有传统日本精神且精通西洋技术法理的“和魂洋才”备受热捧。除文学领域的漱石之外，还有细菌学家野口英世和著有《劝学》的教育家福泽谕吉等人皆可归入此类。作为“和魂洋才”的语源，诞生于平安时代的“和魂汉才”则为大和魂与汉学才华的总称，亦是日本思想史用语之一。可惜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溃败。“汉才”由此隐出历史舞台，徒留“和魂”成为日本精神之象征。

出生于明治末期的中岛敦当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罢黜汉学、独尊洋术”的时代。据统计，中岛一生遗留小说约二十篇、短歌约七百句、汉诗二十五首以及若干西洋译作和旅行纪文。相较漱石和森鸥外等文学大家，中岛绝对称不上是一位多产的作者。然而，他的作品取材却十分多彩辽阔。从描绘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朝鲜半岛现状的《巡查所在的风景》《虎狩》，到以埃及为舞台的《木乃伊》、发生在亚述的《文字祸》，以及和中国有关的《D市七月叙景（一）》《北方行》《我的西游记》《山月记》《牛人》《名人传》《盈虚》《弟子》《李陵》等，还有以萨摩亚为背景的《光风梦》和记录南洋世界的《南岛谭》《环礁》，作家凭借自身真实游历及丰富想象为读者构筑了一方绚丽多姿的文学世界。

颠沛流离的个人生活

1920年，11岁的中岛因父转职之故随行前往朝鲜京城（现在的首尔）。从入读龙山公立寻常小学至17岁考入东京旧制第一高中（简称“一高”，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归国为止，他在朝鲜度过了近六年的少年时光。此外，中岛还曾多次赴华旅行。当年就读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时，中岛“热衷跳舞、麻将。偶尔骑马、登山、种花、养草，也参与棒球活动或吟诵短歌。喜欢音乐会和戏剧，且涉猎天文学。曾一度迷恋象棋，暑期读尽江户天才棋士天野宗步的所有棋谱。后自学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中岛敦年谱》）若非英年病逝，学贯中西的中岛恐怕早已足迹遍布欧亚了吧。

中岛曾在短文《夸耀故乡》中透露自己对家乡的情感——“生于东京。之后便四处流浪。因此，丝毫不理解（人们所说的）故乡之情。每当遇见怀有猛烈爱乡之心、同乡间的团结力以及生活、言语上持有强烈乡土色彩等的人，总会有一种羡慕惊叹相杂的奇妙感觉。”在中岛短暂的三十三载人生羇旅中，身近者相继永别而自身又居无定所、浮萍飘零，令人不由涌起徒留人间的伤怀之感。作家毕生所著中对徒劳的抗争和对无常的感叹皆可追溯至此。然而，一味求索却迟迟不得解的消极的行为习惯无可避免地阻碍了中岛文学的发展与成熟。

南洋之行

所幸，作家在32岁那年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南洋之行。1941年6月，中岛得旧友钉本久春举荐，作为南洋厅内务部地方科国语编修书记前往当时正处于日本委任统治之下的南洋。自19岁哮喘病发以来，中岛的健康状况一直时晴时雨，而日本关东一带的严冬气候更是不益休养。出发之前，他曾托书友人表示“为了逃脱哮喘，即将前往南洋（帕劳），月末起身。”此外，24岁入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后中退）后不久，中岛便在横滨高等女子学校（现在的横滨学园高中）谋得讲师一职。尽管薄薪糊口，但随着长子中岛桓、次子中岛格的相继出世，举家生计愈发捉襟见肘。为了支撑柴米生活，远赴南洋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虽然“一高”在学期间，中岛敦已陆续发表了《某种生活》《争吵》等短篇作品，但其真正意义上首次参加小说比赛的信心之作《虎狩》却在《中央公论》（1934年4月末出版）杂志举办的评比中名落孙山。换言之，在32岁孤身前往南洋之前，中岛一直游离于正统的日本文坛之外。此次奉职南洋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去国离乡、在远方寻找自己未来诗文出路的好契机。

然而，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登岛伊始，痢疾、登革热便接踵而至。南洋出乎意料的闷热和高物价更是令人沮丧万分。是年末，伴随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岛居住的帕劳开始推行严密的灯火管制政策，物资匮乏状况日益凸显。就此，渴望能在南洋潜心创作的计划彻底落空。在给妻子中岛贵（音译）的家书中，中岛叹息道——“什么计划都无法如期实行。（中略）到底该回到何处？我的家已经没有了啊。”“为什么我（们）无法按照自己所期望的去做？为什么必须要离开本乡町的家？为什么不能在那个家中继续过着和平的生活？”字里行间溢满了对命运的无力和对生活的徒劳感，令人闻之欷歔。

作为国语编修书记，中岛主要负责编撰南洋孩童使用的日文国语等教科书。但他很快便厌倦了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官僚生活。昭和十年之后，日本进一步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在南洋，中岛见闻来自日本的校长、教师对南洋学生的皇民化教育。他在家信中袒露“这里的公学校（当时日本在殖民地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笔者注）教育极其粗暴（更应该说是糟糕），（中略）我无法忍受将自己编写的教科书用于实施如此教育的地方。（中略）总而言之，我来这里是来错了。无论是对南洋厅而言，还是对我自己来说。”

所幸，世间诸事往往又逃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语。尽管此次南洋之行的期盼全数落空，但中岛敦却意外地收获了自己创作风格上的尘埃落定。在这片因摇摆于文明与野蛮之间而呈现出光怪陆离景色的土地上，中岛敦生平初次体会到之前营营所求的“自我与世界”是何等苍白脆弱！他在南洋系列作品《真昼》中如此写道——

“你并没有看见岛民。只不过是看着高更画作的复制品罢了。也没有看见密克罗尼西亚。不过是看着重现了洛蒂和梅尔维尔描绘的玻里尼西亚的褪色风景罢了。……的确，未开化是不健康的。至少在现代而言。但是，即使如此，难道不比你的文明来得朝气蓬勃吗？不，健康不健康与文明还是未开化并无关系。不惧怕现实、不借助外物而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清事物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健康的。”

1941年至1942年，日本举全国之力发动侵略战争。提倡“文学爱国”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便是在此时成立的。即使外部环境如此险峻，中岛依旧敢于下笔将被统治者的社会文明置于自身文明之上，并在家书中大胆透露“我喜爱土人（即南洋当地人。该称呼早已因带歧视色彩而被弃用——笔者注）啊”的率真情怀。正是在南洋遭遇的一系列“不可解”的困惑最终促使中岛放弃感官上的徒劳探索，转而同世界、与自己握手言和。

归国与离世

1942年3月4日，中岛敦与挚友、著名民俗学者土方久功一起登船归国。7月中旬，他正式向南洋厅提交辞呈，立志今后要以写文为生。这一年对中岛而言，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山月记》《文字祸》在杂志《文学界》（2月号）上刊载，标志着作家正式亮相日本文坛；《光风梦》成为第15届芥川奖候补作品；7月号的《政界往来》刊登了《盈虚》《牛人》；随后，《南岛谭》由今日问题社出版；还有《弟子》《李陵》《名人传》在此期间也相继脱稿。

在历经最初的试探迷茫和后来的挣扎彷徨之后，中岛最终选择了与《山月记》主人公李徵完全相反的道路，正式“弃政从文”并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南洋归国当年十月，宿疾哮喘加剧引发心脏衰竭。12月4日，中岛敦在东京世田谷冈田医院的病榻上永别人世，年仅33岁。

这位被誉为“芥川再世”的青年作家在初登文坛仅八个月时，创作生命便戛然而止。有人惋惜中岛是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一生伴随一战、西伯利亚出兵、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也有人感叹他不曾恵遇像夏目漱石之于芥川龙之介那般的伯乐，最终只能茕茕子立、徘徊于主流文坛之外。中岛逝世翌年，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在《中岛敦论》一文中盛赞他的作品是“与自然主义出现之后支配吾国文坛的私小说理想的正面对抗，是对故事与人性事实相结合的近代小说之正道的尝试”，并叹息中岛之逝“对吾国文学界而言，是无法目测的巨大损失”“近年最值得惋惜的死”。

日本战国时代三英杰之一的织田信长曾语“人生若一事不为，则太过漫长；如想成就一事，却又过于短暂”。斯言诚然！对中岛而言，这一生确是宛如昙花一现。离世前夕，卧病在床的小说家紧握爱妻之手，声泪俱下道出“我想写啊，我还想写啊”“想将脑中的东西悉数倾吐出来啊”。在那个汉学退隐、战争为上的年代，中岛敦的出现或许本可以为日本文坛乃至局部历史带来些许异声与期冀。可惜，此类假设与期盼都随着作家的骤然离去而悉数隐没于茫茫天地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