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室外戴口罩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减少SARS-CoV-2的传播，也可能鼓励人们在风险更大的室内戴口罩，比如Babak Javid、Dirk Bassler和Manuel B Bryant。但是Muge Cevik、Zeynep Tufekci和Stefan Baral认为，室外传播对总体感染率的贡献很小，应该把重点放在减少室内传播上。

SARS-CoV-2在室内传播的可能性远大于室外，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争论在某些情况下，户外也应该戴口罩呢?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户外传播代表着巨大的传播风险。我们也不支持某些政策，例如，当某人独自一人或仅与一个家庭成员在一起时，要求在户外戴口罩，因为从定义上讲，这种情况不代表传播风险。相反，我们主张采取一种微妙的方法来佩戴口罩，即使是在covid-19大流行阶段户外佩戴口罩也是一种正常行为，而不是两极分化。

与室外相比，对室内传播风险的估计差异很大，但其可能性至少是室外的4-20倍。感染SARS-CoV-2可能取决于接种的感染颗粒的数量，而感染的数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SARS-CoV-2在空气中的浓度和暴露时间。如果更多的感染者长时间共享稀释更少的空气(风和运动)，比如在人群中和排队时，会有一些传播的风险，尽管这种风险比室内低，因为室外稀释更快，而且缺乏积累。

干预措施和要求

从事一些“户外”职业的人，如农业工人，感染covid-19的风险明显增加。但研究表明，这些风险可能是由于拥挤的共享睡眠安排，而不是室外传播本身。“超级传播事件”，即由于过度分散而对传播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也主要但不完全发生在室内环境中。

2020年夏天，全球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当时，许多专家和专家警告称，此类抗议可能会加剧covid-19的大规模传播集群，但这些担忧没有被意识到。相比之下，在美国南达科他州举行的大规模户外斯特吉斯摩托车拉力赛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超级传播类型事件的触发器，导致了covid-19传播和疾病的毁灭性连锁。观察到的差异的一个原因是，斯特吉斯集会与较低的非药物干预(NPIs)依从性有关，如佩戴口罩和保持身体距离，这些与降低传播风险有关。观察数据显示，来自NPI授权更严格地区的参与者比授权更弱的参与者具有更低的继发传播风险。

尽管如此，公众戴口罩，尤其是在户外，仍然存在争议。旧金山湾区是美国最早、最严格的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的地区之一，也是美国所有大城市中死于covid-19的风险最低的地区。在该地区，如果在户外遇到家庭以外的人，必须佩戴口罩。重要的是，这一规定不仅与户外和室内高度遵守口罩佩戴有关，而室内是传播风险最大的地方。

社会规范

美国和德国的观察数据显示，尽管有精确的缓解机制，但要求佩戴口罩的地区受SARS-CoV-2的影响较小。在大流行期间，较早为公众佩戴口罩的国家也较早接受了一种社会规范。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户外戴口罩，特别是在体育活动等大型户外聚会或其他难以长时间保持身体距离的场合，这可能会造成一场超级传播事件的风险很低。

不同的声音

SARS-CoV-2在室外传播的风险明显低于室内环境。在报告的covid-19病例中，只有不到10%的病例涉及室外传播，而这通常与长时间的密切接触或人在室内和室外混合的环境有关。此外，没有确诊的大规模covid-19聚集性或“超级传播者”事件仅发生在户外。

虽然南达科他州的斯特吉斯集会或白宫玫瑰园的爆发经常被引用为仅在室外发生的超级传播事件的证据，但这些事件有持续和多天的室内成分。例如，斯特吉斯拉力赛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病例与餐馆和工作场所有关。

与室外自然通风导致的SARS-CoV-2低浓度相一致，室外传播对covid-19疫情的贡献很小。

经常在户外戴口罩通常被强调为一种易于实施的干预措施，并得到预防原则的支持。但是，适当使用预防原则需要对效益和成本进行实证评估。此外，COVID-19大流行已经一年多了，如果没有传播机制和风险集中的数据，就不能再援引预防原则。最终，旨在定期在户外使用口罩的政策的成本应该与其有限的效益相平衡。

用户成本

参与公共卫生干预并不取决于行为习惯，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决策者的信任程度和透明的公共对话。鉴于户外传播风险低，建议或要求使用户外口罩似乎有些武断，影响人们的信任和参与更高产量干预的持续精力，如2021年使用室内口罩或生病时呆在家里。

毯式户外口罩的建议也可能使公众对相对风险的真实性质产生混淆，并可能分散人们对具有更大传播风险的室内环境的注意力。因此，应向公众通报有关传播机制的科学认识的演变，并应鼓励公众在室内环境中保持高度警惕，同时注意到长期和密切的户外接触可能构成风险。例如，英国政府现在鼓励人们在户外活动时不戴口罩。社会孤立严重助长了发病率和早期死亡率，对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性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大。对流行病的限制已经限制了社会联系，降低了士气，而要求在室外佩戴口罩可能会抑制人们到户外活动，从而加剧社会孤立

它还可能导致一些人聚集在室内或不锻炼，这是精神和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此，集中精力预防发生在室内的绝大多数感染，同时允许人们在户外通过新鲜空气、体育活动和社会联系来充电，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将带来巨大的好处。

对公平的关注也至关重要，因为那些有后花园或能负担得起私人交通工具到人口较少地区的人可以享受不戴面罩的户外活动。相比之下，许多其他没有这种特权或资源的人无法在普遍要求在户外使用口罩的环境中享受新鲜空气或不戴口罩运动。

系统成本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所有干预措施都有机会成本。与实施户外口罩相关的成本意味着失去了支持可避免更多感染的政策和规划的机会。

有些人可能因为个人喜好或个人需要而选择在户外佩戴口罩，即使没有具体的建议。虽然户外活动的风险较低，而且即使在密集的公共示威活动中也未观察到疫情的爆发，但风险较高的情况可能与长时间的密切互动以及公共交通或汽车共用等邻近活动有关，这可以纳入公共卫生信息。人们每天都要对风险做出复杂的决定，他们应该了解和授权自己在户外戴口罩时做出正确的决定。

最终，户外戴口罩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很受欢迎，因为它们是旨在展示果断领导的最“可见干预”之一。然而，这些授权对于解决关键的传播风险或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后果几乎没有作用，导致了不成比例的感染病例和世界各地观察到的持续差异。

原文出处：

Javid B, Bassler D, Bryant M B, Cevik M, Tufekci Z, Baral S et al. Should masks be worn outdoors? BMJ 2021; 373 :n1036 doi:10.1136/bmj.n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