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质量的变化和久坐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全球肥胖症的高发。中国成人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存在超重或肥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潘安等在《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6月刊发表了关于中国肥胖的系列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超过1/2的成年人超重或肥胖，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34.3%和16.4%。6岁以下儿童中，1/10超重或肥胖，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6~17岁青少年中，近1/5超重或肥胖，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

伴随着肥胖的流行，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发病率迅速增加，甚至影响着全球25%的人口。母亲的肥胖是后代肥胖、1型糖尿病和心脏代谢疾病的一个风险因素。

近日，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发表在《肝脏病学杂志》上的研究称，随着育龄妇女的肥胖率增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患脂肪肝的风险，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代谢性合并症中，糖尿病和高血压更为常见。

Hannes Hagström et al, Maternal obesity increases the risk and severity of NAFLD in offspring, Journal of Hepatology (2021). DOI: 10.1016/j.jhep.2021.06.045

研究人员确定了718个诊断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病例，年龄在25岁以下。在这些病例中，排除了530个出生日期在1992年之前的病例，因为没有关于母亲BMI的数据。此外，还排除了20个不是在瑞典出生的病例，以及3个不是单胎的病例。因此，样本包括165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病例，这些病例与717个对照组进行了匹配。

大多数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例是在2010年之后被诊断出来的。中位年龄为12.0岁，60.6%为男性。与对照组相比，晚期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后代出生体重较低（中位数为3.35公斤）。

数据分析显示，与对照组（8.4%）相比，非酒精性脂肪肝后代的母亲肥胖率较高（19.3%），且母亲的BMI数具有剂量反应效应，与BMI正常的母亲相比，BMI≥30 kg/m²的母亲后代患NAFLD的风险要高3倍（aOR=3.26）。但是这种风险在超重的母亲中没有统计学意义，在体重不足的母亲中也没有看到统计学意义（aOR=0.84）。

76例（46%）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符合严重非酒精性脂肪肝标准（纤维化：71例 肝硬化：5例）。BMI（aOR=3.67）和超重的母亲（aOR=1.94），其后代患严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都会增加。

子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估计值

严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估计值

除了母亲的BMI，特别是社会经济因素与后代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有显着的联系。与出生在北欧国家以外的妇女相比，出生在北欧国家的妇女患后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明显降低（aOR=0.35）。每天吸烟≥10支与后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增加有关（aOR=2.13），受教育年限少于10年也与后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增加有关，尽管这种关联在统计学上不显着（aOR=2.22）。肥胖母亲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几率在男性（aOR=4.22）和女性后代（aOR=2.87）中是相当的，子代中包含65名女性和100名男性。

总得来说，在母亲怀孕早期BMI较高的情况下，其后代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增加。美国儿童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率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2010年间翻了一番。此外，对西澳大利亚怀孕队列研究的二次分析发现，在1170名17岁的青少年中，15.2%有非酒精性脂肪肝，母亲肥胖是后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因素之一。

社会经济参数，如移民母亲所生、吸烟和受教育程度较低，都是后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因素，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有更高的BMI和2型糖尿病，这些因素也会影响着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率。

未来非酒精性脂肪肝在儿童和青少年人口中的患病率将上升，很可能持续到晚年。以前的研究表明，生命早期的高BMI与严重肝病的发展有关，而这些结果表明，在生育年龄时肥胖可能也会产生不良后果，这进一步强调了在怀孕前就应该考虑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正常的BMI，这可以作为计划生育的一部分。

原始出处：

Hannes Hagström et al, Maternal obesity increases the risk and severity of NAFLD in offspring, Journal of Hepatology (2021). DOI: 10.1016/j.jhep.2021.06.045